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已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如果你拥抱生活，生活必将拥抱你、给你馈赠。白族作家景宜走过的道路，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道理。回顾她几十年的创作不难看出，她所踏入的生活，挖掘的历史，都与国家民族发展息息相关，她倾心加以描绘的人物，大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景宜为我们留下了形象信史，铺下了绚丽地毯，编织了悦目丝线，把我们与可敬的人民、可爱的国家的脉搏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创作《茶马古道》的波折、发现与惊喜，让她浴火重生，她在采访完老藏客藏生爷爷之后，看到晚霞中的玉龙雪山，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在《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一书里说道：“玉龙雪山，你要告诉我什么？告诉我命运的谜底吗？告诉我茶马古道的永恒精神吗？顺着玉龙雪山下的小路往回走，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内心如此的强大。”是的，生活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具有无可争辩的威力，景宜致力于用自己的体验和千千万万赶马人的命运，赋予茶马古道生命，让茶马古道上的人物有声有色地走来，她说生命是生活的恩赐，作品对历史与现实的表达，可以将不同民族的人们关联在一起，有她所说的共同创造和传承、共同价值和自觉，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她更珍视这一点，她的所有文艺创作，都活跃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主题。

　　有感于屈原以《橘颂》表达对坚贞、美丽和奉献的深情，景宜创作《茶颂》同样出于对茶这种大自然最好使者的讴歌。但这部作品的立意贯穿了对近代一段历史的深沉追思，19世纪英帝国主义企图以鸦片易茶贸易分裂西藏，云南思茅同知、普洱知府段子苴联合普洱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波娅及世代以边茶贸易为生的普洱茶山百姓，将西藏急需的五万担茶叶送到雪域高原，彻底粉碎分裂阴谋，重振边茶进藏贸易。景宜自称自己是“驿马座命”，写作大都在行走中完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人》到《金色喜马拉雅》《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存》，她一天都没有切断与生活的联系，她走遍苍山洱海、玉龙雪山和怒江大峡谷。在《茶颂》历时7年的创作过程中，她行进澜沧江畔，吃住布朗族、傣族、佤族村寨，让艺术汲取生活中来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访问团受命深入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省，宣讲民族政策，并开展慰问活动，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景宜创作了电视剧《金凤花开》，如今该剧已成为全景展现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和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过程的经典之作，白族姑娘李金凤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作者的故事，形象反映了边疆各民族人民跟着共产党走，建设幸福家园的主题。而金凤的执拗任性，富于个性追求，她随着与中央访问团一同行进，完成自己的成熟蜕变，来自剧作者对历史生活的深入挖掘。景宜经常带着演职员与少数民族交朋友，了解当地文化风俗，使作品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艺术向来偏爱满腔热情投入生活，对生活有发现的人，同样厚爱勤劳、有为的人们。景宜曾多次探究多民族历史现实，新中国建设历程，边疆火热现实生活，时时激动着她。形象展示新疆纺织工业发展和各民族产业工人团结奋斗的史诗性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因为这幅新中国少数民族工业发展的壮丽画卷，同样来自生活的厚赠。1999年，景宜到新疆阿克苏地区乌恰县采访，无意中与数位1953年开始就为建设南疆丝绸厂奉献的江浙籍职工邂逅，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引起她强烈的创作冲动，而艺术敏感和她对劳动者的敬仰，使她一次次回到这些人的生活中去，景宜说过，“作家是崇高的劳动者，这种劳动不仅是要思考、写作，更是要去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当年，为了支援新疆发展纺织工业，国家从江浙一带抽调了大批纺织女工、大学教授到新疆，因为他们的到来，维吾尔族和各少数民族纺织工人命运发生了改变，这是十分典型的民族团结中国故事。景宜向来认为，一个好作品的诞生，需要付出艰辛劳动，需要行万里路。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当时、当地出现过。她把自己最感兴趣的新疆大地上共同生活奋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命运交往和情感交织写到了作品中。她边采访边创作，边受着那些有着崇高理想的普通人感染，她要深情讲述的，就是那些民族和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相互尊重、互相守望相助的故事。这是一个作家的动机，也是她的文学理想。因此她由衷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有这么广阔的土地让我去行走，有这么多感人、温暖的故事藏在这么多不同民族的人心头，藏在大漠深处小小的葡萄院里，藏在喜马拉雅大峡谷强巴赤列的山洞里，让我去找，让我去感动。”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在于得到了各族人民的信任，而他们的支持和发自心底的赞扬，又给了她歌颂他们、热爱他们的持续动力。（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