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

　　（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天的形式特别好，音乐界、艺术界、电影界、戏剧界一起共同讨论新中国文艺，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材料、具体的历史、具体的问题，对我非常有启发。

　　大家谈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知道受苏联影响很大，那苏联对我们的影响中正面的是什么，负面的又是什么？

　　我说一个感性的认识。昨天我带孩子从南非回来，带他们看两部电影，第一天看的《地道战》，第二天看的《地雷战》。他们一个11岁、一个5岁，尤其看了《地雷战》以后，特别兴奋、特别感兴趣，把我们家所有的东西摆在地上，当成地雷来“炸我”。我和他们一起看的，我觉得电影虽然是黑白的，但绘画构图那种象征性非常漂亮，高大的古树，古树象征气势和性格，把那么脏的挖坑地道拍得那么美。《地雷战》是1962年拍的，《地道战》是1965年拍的，短短三年时间，情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雷战》里面有恋爱的情节，主人公把“女朋友”的头发丝弄下来引爆敌人碉楼，非常隐秘的情感；但是到了《地道战》，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突出的是主人公，一位老区长，是男性、是区长、是老人，最后壮烈牺牲了。所以给我印象很深，短短几年之内可以看出来变化。

　　回到主题，“新中国文艺”的发生、繁荣、衰败，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历史的描述，既然我们谈到繁荣，那么极具特点、极其特色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新中国文艺到底是什么？跟别的文艺不一样，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将问题放到非洲大背景下，放到第三世界大背景下也许会有一些可以启发的思路。

　　非洲当时被西方控制，随着苏联和中国的影响，也有马克思主义运动。毛泽东的思想传到非洲，在尼日利亚伊巴顿大学里面专门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课程，不断在研究毛泽东的讲话。他们研究毛泽东的讲话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的积极性，另一个是文艺到底为谁写作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如果仔细看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发现其实毛泽东的影响仅仅是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完全按着毛泽东文艺的方向走，因为没有体制化，没有组织化。我们中国文艺具备的这种大型的文学创作和组织化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研究新中国文学思想要注重多元性、可能性，看看有哪些东西还是有补充和启发的。

　　王焕青

　　（北京服装学院）

　　新中国的成立，除了少数丧失了个人利益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像天突然亮了一样，会有一种新的期待，这是当年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面临一个新世界诞生的时候一种总体感受。

　　延安美术旨在追求民族解放，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者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艺当中有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精神的使命感。以当时的版画为例，那种简便的，特别容易转型，也很好驾驭，既有中国传统，又很好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外来元素，形成了一种当时最为时尚，具有先锋性的美术。所以我认为那个是中国美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个高峰，有自己的思想，有原创性的视觉上的开发，形成了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和生活保持了特别密切关系的美术，是一群年轻人虔诚地肩负着民族的责任，或者说自己在艺术和文化等方面各式各样的责任，作为党员的责任在进行创作。比如当年董希文画的《开国大典》，我们看那张画和当时新闻照片有所不同，因为台上的一群人是代表有思想、有理想、要目标、有意志、有行动能力的，要把这个国家带领到明天，台底下的人则是虔诚地欢欣鼓舞。毛泽东特意看了这张画，对画作了肯定，很有中国气派。董希文是真切地把那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抓到了。

　　美术实际上是需要创造力的，是需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边际，不断地向一个更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方面发展。延安时期的美术就有独创性，这个独创性应该长出更多更大的独创性，文艺不能缺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