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如何理解？仅以中华传统诗教为切入点，试析其奥妙。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人自古崇尚“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诗歌的传统悠久、丰厚而魅力无穷。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诗的品赏与诗的创作，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唐•孟浩然《春晓》）惜花之情中，平添了许多人生感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人们登楼观景时，自然流露出豪迈俊爽的哲理诗情。“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即便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也依然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乐观进取。

　　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虞美人》）如烟往事的美丽哀愁里，依然透射出高洁理想的光芒。人们儿时的吟诵，长大后仍旧记忆犹新，而且历久弥新。这就是国学宝库中古典诗歌艺术的特殊魅力。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丰厚诗教传统的国度。不同于西哲柏拉图极端鄙视诗人并将其逐出理想国之举，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倒是特别重视诗人的创作努力，且极力强调诗歌有其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

　　诗教传统源自儒家文化，经由历代儒家经典作家的解读，借助统治阶级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需要而大力倡导，不断获取长足发展的生命活力。

　　“诗教”一词，初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经解》篇，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其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而且可以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甚至能够有效地为人的修身养性而达致道德完善服务。因此，所谓“诗教”，不过是以诗歌（文艺）形式来对人进行教化的约称，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以文化人的国家德治教育活动。

　　“诗言志”是诗教源头的理论阐释。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中“必称诗以喻其志”。春秋战国时代，“赋诗言志”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与手段。

　　“温柔敦厚”也是诗教传统中对诗歌创作规范的描述。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等。

　　诗教的核心概念还有“尽美尽善”说、“思无邪”说以及“兴观群怨”说等。

　　明志言情乃为诗。关于“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一直都存在分歧。表面上看，儒家诗教传统只重言志教化，排斥情感的酣畅表达；实际上，孔子诗教思想中也有讲求情志统一、以情明志、以文达意的积极主张。汉儒经典《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明确提出美刺谏讽说，完整阐述“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真谛，将情与志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了文艺的抒情性特质。

　　宋代朱熹主张遵循道统，弘扬“诗言志”理念，旨在建构“文道一贯”的“文统”。但他不同于二程所说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反倒强调诗文创作的合理性，认为在充分体现义理的前提下，其文词愈美愈好。他正是以自身的理学功力和诗文创作实绩，创造性地传承了儒家诗教主旨，极大地丰富了诗教传统的内涵，延续并拓展了诗教的影响力。

　　清初王夫之主张“言志”与“缘情”的有机结合。他强调发挥“兴观群怨”的功用，肯定“以意为主”，提倡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他对诗歌艺术方法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刻地探讨，大大提升了诗教传统中审美抒情的比重。

　　清代沈德潜特别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在提倡“温柔敦厚”为主旨的儒家诗教的同时，而又主张追求诗歌艺术的“格调”之美。他极力提倡学习唐诗，注重研习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这就大大抵消了诗教传统实施中情志分离的流弊，使得“关乎教化、温柔敦厚、吟咏性情、比兴连类”成为了正统儒家诗论的四大基本观点。其中的“关乎教化”与“吟咏性情”，可称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两大支柱。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社会在官德培养与相关制度设计中，特别注意诗教传统功能的发挥。作为个体的官员乃至君王，也把诗情的涵养当作须臾不可或缺的修为和人生功课。

　　古代诗教传统能否进行现代转型，使之服务于当代文艺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上述历代经典作家的探索实践，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