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官”作为“信史”的记录者、编著者与守护者，其职守显得神圣而庄严；而《周易》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易第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有几分神秘，甚至有几分荒诞。然而，内涵、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周易》之间，在先秦时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秦史官与《周易》究竟有何关联？答案要从当时史官的职责方面来寻找。在先秦，史官所掌职责范围很广泛，主要有：记言记事、卜筮祭祀、掌天文历法、保管图书文献档案、草拟诏令，等等。在先秦史官的这5种职责中，有3种与《周易》有着密切关联。

　　一是先秦史官保管图书文献档案的职责。据《周礼·天官》：“史掌官书以赞治”，又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明确记载了史官之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责。又据《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观书于大史氏”，正是书籍为大史所掌之明证。又《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所谓“图法”，即国家的各种文献典籍，由此亦可知它们为太史所掌控。王国维先生曾据此断言：“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观堂集林·释史》）。而《周易》作为图书文献属于当时史官的职掌范围，应毋庸置疑。

　　二是先秦史官掌卜筮祭祀的职责。殷商时期，统治者大至军国要事，小至生病、旅行、打猎等，都要举行占卜活动。在占卜活动中，史官是重要参与者，并且还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成了甲骨文亦即“卜辞”。在殷商时期，龟卜是用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的主要手段。西周之后，《易》经开始流行，《易》筮渐兴，至春秋时期，占卜方式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易》筮已成为基本上可与龟卜平分秋色的占测方式。当时，人们据《易》筮占吉凶，预测未来，或引《易》议事论物，评判是非，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在《周易》及《易》筮的流行中，先秦史官充当了主要角色。在这方面，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国语·晋语》《左传》庄公22年、僖公15年、成公16年、襄公25年、昭公7年、昭公29年、昭公32年等。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以《易》占筮论事的各种人物中，史官的人数是最多的。并且，当时还出现了“筮史”这样的名称，清楚地表明了史官与《易》筮的特殊关系。除卜筮外，先秦史官还兼掌祭祀，如：“丁酉史其告（于）南室？”（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卷二、页六、片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在先秦，往往是史祝、史巫并称，如：“祝史陈信于鬼神”（《左传·襄公二十七》）、“用史巫，纷若，吉！”（《易·巽·九二》）等等，即为明证。

　　三是先秦史官记事记言的职责。先秦史官要将君主、大臣等重要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卜筮情况，包括内容、经过、结果以及参与卜筮者的言论等记载并保存下来，履行其记事记言的职责，而卜筮方式如果是用《周易》来预测的筮占，则史官所记就相当于《周易》的应用案例写实。

　　由上可见，由于职掌《周易》的客观条件和职责要求，在先秦，精通《周易》成为先秦史官的共同特点。甚至有学者认为，《周易》的编篡就出自西周史官之手（参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0页），如果此说成立，则史官与《周易》的关系当比一般人所认识的更为密切。

　　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的记载，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易》筮占的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陈子得政。”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如何来解释史官们所做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

　　《周易》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等。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是从字形来释“易”，“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他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下列八项，即本卦卦象、之卦卦象、本卦卦名、之卦卦名、本卦卦辞、之卦卦辞、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朝着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去进行解释。

　　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无亨利贞，无咎。’”筮占而得《艮》之《随》，可从多方面来进行解释，可据本卦《艮》、之卦《随》的卦象来释之，也可依这两卦的卦辞来解释，还可以根据本卦或之卦的卦名来释卦。《艮》卦卦名之义为“止也”，即如山岳般静止不动，《随》卦卦名之义为“无故也”，无故，即没有故处，自然要走出故处，即出走，与《艮》卦的“止”义相反。史官采取的是以之卦卦名之义来释卦，因而得出“君必速出”的推论。可见，占筮的结果，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占筮者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作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是当时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求，先秦史官堪称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历史、现状的观察和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好说明《周易》唯心、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对于《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林晓平，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