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儒家担当观的形成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宋代儒家担当观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而深化发展的。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检索《四库全书》，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担当了”：“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四库全书》中可检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如他谈到孟子时说，“决然不为小人邪说所乱，不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担当，鞠躬尽力，上成圣主有为之志，下究先正忠义之传。”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顾宪成说过：“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的主要内涵

　　“担当”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抵挡、担任、传承、裁决、掌握、承受重担等多种意思表达，但最基本的还是接受并负起责任的意思。我们认为儒家担当观的内涵包括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君子人格、奉献精神等。

　　责任意识。这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许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事例。早在先秦时期，担当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时子产鲜明地提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为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国，虽饱受磨难亦不肯放弃。他不避艰难，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便致力于平民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孟子救世心切，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国语》中也有“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担当思想。东晋时祖逖为北伐中原，“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唐代韩愈也是雄心勃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到宋代，理学家们为重建社会秩序，积极承担培养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颐志向远大，“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张载评价程颢“救世之志甚诚切”；陆九渊坦陈“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范仲淹自少年时起便慨然“有志于大节”，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时写过这样的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致顾炎武在回顾宋代历史时称“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为无数后人景仰。总体来看，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涉及“担当”一词大都强调“接受并承担责任”的意思，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有“所以用程昉者，为河事无人谙晓，又无人肯担当故也”；元代刘因撰《四书集义精要》称“如谓任侠者，是能为人担当事也”；明代海瑞称“自国初至今日竟无一人担当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见敢于承担责任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

　　忧患意识。儒家担当观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忧患意识。儒家典籍中关于忧患意识的内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惧修省”，“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论语》中也有多处，如“君子忧道不忧贫”。《荀子》也引孔子的话，告诫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则称“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元史·抄思传》总结了人在三种情况下可成就一番事业，即“知恐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担当观中忧患意识的，当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汤一介先生就说过，“自孔子以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小心、周详地考虑问题，有为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担当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视君子文化，注重培养士人的君子人格，强调道德，注重节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语句很多，据钱念孙先生统计，《周易》中提到53次，《论语》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诗经》中提到180次。儒家担当观的内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为敢于担当，就必须要有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善养浩然之气”，要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龙在解释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当死便死”，“虽然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字才好。不然徒死无益，直如草木耳”。曾国藩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正因为儒家倡导君子人格，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每当民族危难之时，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民请命，可歌可泣。

　　奉献精神。肩负担当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翻阅史书，我们可以看到为担当而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飞英勇抗击金军，令金兵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秦桧等陷害，最终屈死风波亭。明代张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明史》称，他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没有逃脱死后被清算、抄家毁墓的命运。至于因劝谏而遭惩罚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苏仲、李天临等熙宁三舍人，就因犯颜直谏被罢官；明代杨继盛为弹劾奸臣严嵩遭“弃世”。即使这样，仍有许多志士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像南宋时期理学家胡宏，鉴于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声称“吾徒当以死自担”；明代海瑞曾备棺上谏。所以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作者分别为《中国组织人事报》总编辑、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