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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精神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丁振海

//m.auribault.com 2015-03-24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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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精髓正在于强调以艺术的载体和审美的方式彰显思想的、道德的力量

　　从中华美学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培育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是提振当代文艺的必要条件

　　刘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和王国维“造境”“写境”等提法，颇有“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意味，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有借鉴的价值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结合，坚持的正是“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质所在

　　中国传统美学极为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这对于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更为重要，也是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最可信赖的人格保证

　　文艺的特殊性，是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

　　文学艺术的普遍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特殊性在于文学艺术是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文艺学的一个核心课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颇多论述。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部门来说也概莫能外。但是，毛泽东没有忽视文艺反映与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审美本质。他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又强调“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众所周知，通过典型化把生活美升华为艺术美，正是文艺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和独特魅力之所在，也是文艺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将文艺的审美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关节点。

　　7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他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同样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文艺的最根本问题。要实现这个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依据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有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也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领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郑重号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必要性和深刻含义所在。中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精髓正在于强调以艺术的载体和审美的方式，彰显或蕴涵思想的、道德的力量。只要我们认真地加以传承和弘扬，就可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文学艺术从“高原”迈向“高峰”提供丰富宝贵的精神资源。

　　汲取中华美学的精神营养，是提振当代文艺的必要条件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这其实也正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所在。真、善、美是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中华美学中，真包含着情、志、景、境、事、意、理诸方面之真；善则是与恶相对立的一种肯定性的道德评价；美则要承载着真善并给人以感性的愉悦。很显然，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文艺创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肆意歪曲事实，胡编乱造历史谓之失真；迎合低级趣味，甘当市场奴隶，以欲望代替希望，以快感冒充美感，谓之非善；荧屏舞台上虚情假意、忸怩作态更是毫无美感可言。当然，这类作品仍属少数，更多的则是平庸之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作家艺术家端正创作态度，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勤学苦练，提高创作本领。而从中华美学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和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也是提振当代文学艺术的必要条件。与西方美学非常重视真相比，中华美学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对《韶》乐的评价就是“尽善”“尽美”。儒家经典《诗大序》高度评价文艺的美与善相得益彰的道德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们的文艺观固然与古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要求美与善的一致上，古人仍可给当代以有益启发。

　　习近平在“讲话”中非常重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希望文艺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他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理解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前人论述仍有借鉴价值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论述“文艺创作方法”时强调，“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最主要的两种创作方法。前者以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画取胜，后者以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见长。但就本质来说，任何创作都包含着“现实”和“理想”两种元素，不应割裂开来或有所偏废。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中就写道：“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文艺家创作了一大批既深刻反映现实又高扬革命理想的“两结合”的优秀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等，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和骄傲。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在中华美学思想史上，也颇有些理想、梦想、想象要以生活现实为根基的论述可资借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就颇有些“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意味。清末民初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确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指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这虽然同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两结合”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从“方法”的意义上，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还是有借鉴价值的。

　　坚持“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特质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文质兼美”，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和文艺学命题。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原意在于品评人物，“质”和“文”后来逐渐演化为一对审美范畴而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特别是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清代王夫之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晚清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在我们看来，所谓“文质兼美”，实质上就意味着美必然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当前创作实际来看，“文胜于质”或“质胜于文”的情形均大量存在。有些作品玩弄技巧，搞悬疑惊悚，内容却苍白空洞，又有的作品充塞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声、光、电，就是讲不好中国故事，塑造不好人物形象，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毋庸讳言，也有的作品搞变相的“题材决定论”，虽说要弘扬“主旋律”，书写重大题材，表现英模人物，但“质木无文”，“文章殆同书抄”，“平典似道德论”。还有些作品文、质两失，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均乏善可陈，甚至成为荒诞不经、等而下之的文化垃圾，不亦悲乎！

　　“文质兼美”也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期盼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时说：“《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文质兼美”的最好说明，也为实现中华古代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范例。与毛泽东的“三统一”论一脉相承，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强调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动活泼”“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结合，其“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质所在。

　　精品力作的涌现，需要人品与文品相统一

　　中华美学精神的创作论和作家论，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就是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所谓“诗言志”“文如其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道德文章”“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对此，论述尤为充分的是叶燮和刘熙载。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他还以“千古诗人推杜甫”为例，强调“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刘熙载明确提出“诗品出于人品”，“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毫无疑问，古人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做人与做文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叶燮认为作家艺术家“有胸襟”“志高”“志大”“志远”是其作品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当代的文艺家难道不是很大的启发吗？当然，从来人品、文品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因而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有其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

　　“人品”可说是对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综合要求，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当然应该要求更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从文艺与生活、作家与群众、世界观与创作的高度彻底解决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习近平也同样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照当前创作实际，以上论述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很显然，只要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切实而不是表面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火热的生活中开阔胸襟、荡涤灵魂、汲取力量、志存高远，就一定能做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提供最可信赖的人格保证。（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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