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钱都去哪儿了？

——清政府的军费筹措与甲午战争的惨败

■舒　健 //m.auribault.com 2014-04-23 来源：解放军报

分享到：

　　“天朝上国”的可怜军费

　　甲午战争前夕，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清廷感到情况紧急，遂命李鸿章迅速拿出办法。1894年6月30日，李鸿章提出添募士兵、加强北洋舰队等方案，并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军费。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款子数目并不算大。要知道，整个甲午战争清政府共耗费五、六千万两银子，而日本在6月以后，就已经有条件地陆续支出了额度约为4千万两银子的预算外开支。

　　荒唐透顶的是，清政府一开始竟然仅仅拿出18万两银子以充军费。经过反复商议，户部最后也只答应负责筹措150万两。而这些钱只相当于甲午战争中，日本娼妓为支援战争捐出的数目。即便这样，这笔钱直到战争爆发也未全部到位。

　　8月14日，即战争爆发半个多月后，在严酷的战场态势逼迫下，户部才提出4条筹饷紧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预缴盐厘；四、酌提运本。9月23日，户部又提出另外4条筹饷措施，即：一、颜缎两库折价，着照成案再减一成，均案四成实银开放；二、典当各商捐输；三、茶叶糖斤加厘；四、土药行店捐输。上述措施，不仅见效慢，而且收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最后，清政府只好向商人开刀，采用了一个新鲜名目叫“息借商款”，就是借钱付利息。过去筹集军费，都是让商人直接捐，这次有利息，一开始还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实效。但是，由于“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间募借资金，对于清政府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上奏光绪皇帝“息借商款”，到最后大规模付诸施行，前后就花去数月时间。在全国推广后，虽然有户部奏准施行统一的章程可供依循，但各地的具体情况仍不尽统一，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可以看出，由于平时没有形成一系列规章制度，到战时才提出方案，上下协商，白白浪费了筹措经费的宝贵时间。

　　即便如此绞尽脑汁，整个战争中，清政府从政府到民间筹集到的军费也不超过3千万两银子。反观日本，整个战争中耗费约8千万两银子，但其军费预算高达2亿5千万日元，折银1亿6千万两左右。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中日同期筹集军费的比例约为1∶10。由于军费紧缺，前线各路将士人心浮动，后方受调清军延期开拔。更有甚者，一些将领为节约经费，把守军从已经设防的军事要地撤回。各地催款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令清政府焦头烂额。

　　无奈之际，堂堂的“天朝上国”最后只好靠借外债来应战。其中主要是1894年11月、1895年2月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所借，分别为1千万两和1800多万两白银。

　　清王朝缺钱吗？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年实际收入约银7千余万两，日本政府年则实际收入银5千多万两。表面上看，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并不高日本多少。但据专家估计，中国国民年收入总量可达约银30多亿两，清政府潜在的年财政收入总额可达约银3亿多两；而日本却几乎没有什么潜在的财政收入可言。

　　还有，《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款2亿多两银子，其中的8千万两被要求在战争结束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得付出。这些钱，清政府都拿了出来。那为什么当战争来临时，筹集军费却如此困难呢？

　　艰难背面写满落后与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项财政收支均归中央支配，地方政府只是扮演“代办”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无款可拨，不得不让各省自己筹款，并将部分财权下放各省。从此，各省开始截留税收，隐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只列厘捐、盐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于厘金、杂捐的实收数量，各省隐匿虚报早已成为“潜规则”。因为有隐匿收入，所以各省无不有各种“小金库”，如一个山西的善后局，不明来历的余款达几十万两银子。而在甲午军费筹集过程中，地方疆吏却对中央政府命令置若罔闻、互相推诿，甚至时时叫嚷财政困难，给人的印象是地方财政都陷入了危机状态。

　　相对于地方督抚争相充实“小金库”不同，清政府的国库却空荡得可怜。据历史学家估计，甲午战前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左右，而日本的这个数据却接近20%。

　　这是因为，甲午战前中国的近代工业还刚刚创办，且多是官办企业，财政税收仍以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主，主要的税源是地丁、漕粮、洋税、厘金、常税、盐税等6项。地丁和漕粮，按照清朝定制，不便更改。关税则被帝国主义控制，未经列强一致同意，想要更改关税税率难比登天。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盐课和常税中想办法，财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甲午战争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收入与潜在的财政规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清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财力进行近代化国防建设，在战时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战争，由此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缺乏近代金融机构与融资手段，也是令清政府面对巨额军费筹措只能望“银”兴叹的一大因素。日本在西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金融手段的借鉴。早在1877年，日本就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甲午战争中，其募集的公债达1亿多日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公募。1889年，日本拥有的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有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这些近代金融机构，使日本政府得以顺利地筹集到巨额的军费。

　　然而，甲午战前偌大的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靠传统的典当业、票号和钱庄，无法迅速有效地把社会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支持战争。虽然境外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已近50个，但全部控制在洋人手中。在军情紧急、军费不足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借款。“押款保台”、开铁路、内地开矿、兴商务工作，清政府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以探询西方列强的态度，英、俄两国却都以“严守局外”为借口拒绝借款。虽然汇丰银行最后答应借款，但“乃乘隙独专其利”，提出了许多更为苛刻的条件挟制中国。所借的几百万英镑，不仅屡经反复而后定，而且短时间内给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尚无定期，甚至不准清政府从其他银行另借。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饥不择食，不论借款条件如何苛刻，只能委曲求全地答应了下来。

　　其实，很早就有英国商人说动李鸿章开设国家官方银行，但数次都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而流产。直到甲午战争过后两年，即1897年5月27日，“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才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上海设立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如盛宣怀所言：“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

　　借民债、借外债如此吃力，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依旧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没有多少人全心全意地对待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更有甚者趁机大发国难财。当时据户部奏称，甲午战争期间慈禧的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500多万两银子，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250万两，还不到庆典支出的二分之一。战争中，翁同?与户部官员联名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慈禧太后顾及舆论，不得不下旨停止部分庆典活动，于9月24日“发宫中撙节银300万两佐军饷，制钱万贯交直隶。”战争爆发后，前线的清军总指挥叶志超数次致电李鸿章，述说清军缺钱少粮的种种困难，请求朝廷速速拨款前往。但是，当日军占领叶志超防守的平壤后，却缴获金砖、金锭近100公斤，银锭500多公斤以及大量钱币；缴获的粮食足够攻打平壤的日军吃一个半月；各种物资总计价值达1千万两银子。如此只顾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的腐朽政治生态，无疑让清政府本已十分艰难的军费筹集“雪上加霜”。

　　历史的错误今天的镜鉴

　　据统计，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平均每天消耗不到1亿美元，在越南战争中平均每天消耗数亿美元；在海湾战争中，平均每天的消耗一跃而升到十几亿美元；到了伊拉克战争，美国总共花费了1000多亿美元，平均到每个美国家庭约为3000多美元。

　　可以看出，如今在信息化条件下，高额的战争消耗、高节奏的战争进程，使得军费筹措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而繁重。要想在短时间内将雄厚的综合国力、战争潜力，迅速转化为战争能力，我们唯有汲取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对军费筹集予以高度重视，在平时加强新型融资手段的研究和军费动员潜力培育，完善组织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并在适当时候组织金融动员演练，以便战争来临时，能够快速反应、高效运转，用雄厚的资金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此，历史的错误才不会重演。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