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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史立国》一文的几点商榷

秋溪 //m.auribault.com 2014-01-0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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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见《北京日报》2013年9月30日17版；《信史立国》见《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19版。

　　最近拜读了姜义华先生《信史立国》一文（见《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以下简称“姜文”），觉得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立论失当。

　　“姜文”说：“这100多年来，我们按照西方的，包括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判断、剪裁，他们提供的架构来重新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后来又根据共产国际、根据苏联搞的决议以及他们学者的意见，来剪裁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按照人家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历史。所以往往对中国历史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源于中国历史实际、真正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这样推论，可能把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史学史，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虚无掉了。

　　诚然，我们近现代的一些历史学者曾经学习过日本、欧美，甚至前苏联，也有过教条式地理解，甚至简单化的摹仿等缺点，但是，就大多数历史学者而言，他们的学习态度是真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这样做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有成绩的。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例，日本明治维新后，木村鹰太郎和久保得二等人，尝试用西方学术史模式整理中国古代伦理学说，取得了一些成绩；处于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学者，如蔡元培等人，在学习他们的基础上，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对于后来的伦理学史研究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姜文”否定学习苏联和共产国际，实际上否定了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贡献，否定了我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共产国际在指导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学习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不从苏联那里开始？我们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许多人正是从苏联那里学习经验，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的，他们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却也从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能因为在某些观点上的生搬硬套这种暂时的、局部性的问题而否定了全部。那样做，也是搞历史虚无主义。

　　“姜文”提出：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这个问题，“本来就不适合中国”，“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是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观点“生搬硬套”来的。这个结论也是不够严肃的。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普遍的真理，可以而且应当以之来指导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来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他们的具体结论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却是正确的。“姜文”一再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普遍真理，称作是“人家一个短暂的，或者局部的东西”，而强调“中国是一个具体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体民族，中国文明是一个具体的文明”，说什么“难道只有那些东西是普遍的，我们倒是特殊的？”这是没有分清哪些是普遍，哪些是特殊，不懂得具体和特殊中存在着抽象和普遍的辩证法。

　　其二，“姜文”否定了包括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的努力和贡献。事实上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包括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从来不是任意地剪裁，而是依靠自己雄厚的学术根底，努力依据中国的实际做出结论来。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的研究，帮助人民正确把握了当时的社会性质，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人们称赞这些讨论，“扫除旧史学的乌烟瘴气，为新史学开其先路”，“开了一个新纪元”。对于当时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正像打了强心针剂”。毛泽东也曾称赞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书信选集·致郭沫若》）这个历史的功绩，不能随意虚无。

　　当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可以继续进行，但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并且要在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