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家乡，走进城市，是多少农民工向往的生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然而，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有专家指出：这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事实确实如此吗？

　　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是“消灭农村”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重视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也因为如此，时隔37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

　　城市不仅仅是一座“城”，不是简单地把人圈到城里面，而是要让“城里的人”感受到“城的好”——这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化解房地产库存”作为“五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农民工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显然是值得思考的。

　　有必要指出，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是“消灭农村”，也不是让所有农民都成为市民。保留适度农村人口，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对农村，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特别是对一些具有农村情结的农民来说，应该尊重他们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意愿。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外在原因而不愿意“农转非”的农民。

　　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的

　　有专家认为，“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现代社会条件下，想要成为一个市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个“拦路虎”就是高房价。按照目前的房价水平，想要在城里拥有一套住房，单靠一个农民打工收入，几乎不可想象。即便倾尽一个家庭多年所有，在城市拥有了一套房，由此带来的生活成本问题，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压力。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带来了规模效应，也在事实上给农民带来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从经济角度分析不愿“农转非”问题，是站得住脚的。这是很多农民的现实考虑。这也提醒我们，在发展上必须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降低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就现实而言，很多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意愿——这也是房地产发展新的“蓝海”，只是高高在上的房价，影响了他们的“城市梦”。明大势、识大体，把“适当降低房价”落到实处，不仅有利于农民融入城市，而且会为“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出重要作用。

　　针对一些农民有着土地情结，以及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防火墙”心理，也需要进行制度探索。目前有些地方已经试行，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入城，这样的制度改革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这一制度创新，不仅能让农民保住承包地，获得可靠的“土地红利”，而且能让农民吃下“定心丸”，放心大胆地“洗脚进城”。

　　文化融入是影响“农转非”的一个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影响“农转非”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化融入的问题。相对于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现实中还存在一种农村老人“逃离城市”的现象，表现为很多农村父母随着子女来到了城市，但时间不长，他们就感觉到了不习惯，甚至千方百计想要回到好不容易离开的农村。对于这一现象，常常只是单向度地理解为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而很少有人想到，城市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从整体上看，目前的城市规划思路基本上是西化的和年轻化的，表现为城市建设以高楼大厦为主，简单迎合和放大着“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这种规划设计思路，一直受到质疑和反思。比如，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简·雅各布就深刻揭示了城市高楼化带来的影响，表达了对城市多样化的向往。

　　社会结构迈向“陌生人社会”，这是由于社会流动引起的。但必须看到，人是有交流需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城的农民，他们熟悉的人际关系一下子被打断，从“鸡犬之声相闻”到“老死不相往来”，肯定会有着种种不适应。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考虑到乡土文化的一些特点，更加注重人的交流和生活，这样的城市对农民就有吸引力，这样的城市其实也是城里人、乡下人，是所有人期望的。

　　宜居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人们对城市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一个“让人诗意栖居”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必然是一个注重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乐趣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也是一种“熟悉社会”，人际关系往往表现出熟络和热闹一面。从文化上讲，乡土社会并非一无是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不仅不应该放弃，而且应该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得到坚持和发扬。

　　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城市新常态，都对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因此，农民不愿“市民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问题导向出发，农民不愿“市民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有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在城市发展中，打通农民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公里”，更多关注人的生活，关注农民的文化需求，这不仅事关城市化发展，而且事关“化解房地产库存”，具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