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目前在世界经济学界，忽视经济史、不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象愈来愈严重。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近，逐渐偏离了对历史的关注、对人文的关切。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现象表示出了担心，呼吁加强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编经济思想史》十一卷本，洋洋大观，聚集国内经济学界十余位知名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历经十余年完成，是国内首部既完整又具有鲜明中国话语体系的经济思想史丛书，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为此，本刊特别邀请该丛书的总主编顾海良、颜鹏飞教授，以及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成员竹永进教授，就加强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 雁

嘉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顾海良

　　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 颜鹏飞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 竹永进

主持人：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加强经济思想史研究，请问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到底有多重要？

顾海良：缺乏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经济学的根本内涵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认为，自己“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两个方面的研究；在《资本论》创作中更是强调，只有通过对经济思想的“历史的评论”，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才能把握“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也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这里提到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他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颜鹏飞：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林林总总、种类繁多，但都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可以说，历史研究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理论总是在持续的历史检验和学说交锋中得以发展的。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作用在于融通古今各种经济思想资源，追溯和诠释其发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寻找和阐释各个国家经济思想的发展规律。

　　从学术史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家都是经济思想史专家，如斯密、穆勒、凡勃伦、凯恩斯、熊彼特等，都非常看重历史和思想史对理论研究的意义。路易斯·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之于历史就如同泰勒斯之于数学、伽利略之于物理学、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学。

竹永进：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史学家逐渐退却、经济学不重视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象却愈来愈严峻。在这些国家的大学中，经济思想史教学席位被废除的现象并不少见，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机构成员不断减少和老龄化，能在学术界“活下来”并继续参与活动，反倒变成经济思想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这一现象由来已久，被人们认为同样是数学家的凯恩斯，早先就注意到数学在经济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的现象。他认为：“其最大弊端，就在于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所讨论的各要素都是严格独立；只要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这一方法的力量与权威就一扫而尽……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之脑后了。”

颜鹏飞：我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也存在这一问题。经济学丢掉赖以安身立命的历史交椅，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被严重边缘化，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甚至完全不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了。

主持人：对经济学史的研究有多种说法，包括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等等。在《新编经济思想史》中，你们强调的是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这在学术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顾海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时段最为长远、视域也最为宽泛，它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生、发展及其相互联系历史的研究。在其开端上，经济思想史可以是一切有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可以体现在论及经济问题的各种典籍文献中，甚至反映在古代其他各种历史和文化作品之中。

　　与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学说史相区别的是，经济思想史还包含有对未成系统的经济学说的研究。这种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不仅存在于所谓的“初期经济思想”中，而且存在于经济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思想史呈现的就是经济思想从未成系统到成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应该是经济思想史过程的常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思想史是一个各种说法汇聚的大杂烩，那些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能否进入经济思想史，这一判断本身就体现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眼界和学术底蕴。

颜鹏飞：实际上，经济思想史既是一部经济学上的思想史，也是古今思想巨匠和理论大师之间的对话，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交集，是政治、哲学、数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融合。因此，经济思想史也是一部涵盖多学科的“综合史”。从世界文明史这一大视域来看，经济思想史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是东学西鉴或西学东渐的相互交替，集中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现象。

主持人：《新编经济思想史》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主张对外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做出综合研究。为何要对这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做出这样的学术定位？

顾海良：《新编经济思想史》所指的“经济思想史”，包含有经济思想的综合研究，具有真正的“通史”的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学说史的各类著述，阐释的实际都是外国经济思想史。除非专门标明是“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一旦论及经济思想史，似乎就约定俗成地认为是指外国经济思想史，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不包括在其中。

颜鹏飞：为了扭转这一格局，我们试图在《新编经济思想史》中打通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之间的学术限界，谈古论今，贯通中西，突破这三者之间的学术阻隔，拓宽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达中外之情，通古今之变，从而全方位地探寻经济思想史演进的规律。

　　《新编经济思想史》共有11卷，以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开篇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当代发展收篇。这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从西方经济学史中挖掘国外经济科学的资源，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及创新。

顾海良：显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史当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是经济思想史的本意所决定的，排除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外的经济思想史显然是不完整的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当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还是由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丰富思想内容和辉煌思想菁华所决定的，缺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经济思想史显然是不全面的经济思想史。

主持人：马克思一直被看作是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思想启示？

竹永进：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经济思想史开始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对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议题——“价值与分配理论”的研究中，克服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建构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同时的经济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本，一是用法语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一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在其中，马克思几乎全部采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理论，仿佛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代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之后特别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定居伦敦，有机会研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经济思想史文献，并摘录了数量庞大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系统批判，进而创立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顾海良：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实现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马克思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他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方法和形式等基本观点，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这一判断，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示。依据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思想产生的根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经济思想历史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思想自身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内涵；经济思想史作为社会思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思想的“精神生产”的演进是经济思想史演进的重要因素。

　　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提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就必然“自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有了全新的看法，也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和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各种学派”作了初步探析，提出了“古典学派”的概念。

主持人：如何理解经济思想史发展阶段和阐释形式问题？对此一直存在不同见解，你们有哪些新的理解？

颜鹏飞：经济思想史嬗变、演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很长一个时期，经济思想史著述基本上陷于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的学术范式。我们力图借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史》论述”的思路，按照三大线索，即“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变迁—经济体制和重大经济政策变化—人类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发展线索，划分基本的经济思想阶段。从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制度变迁、体制演进、政策变化和人类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大视域和多元视角，透过社会经济运行进程来考察经济思想史的规律。

顾海良：《新编经济思想史》力求从经济思想的演进与制度变迁和体制演变之间相互影响的视角，也就是透过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相互作用，以及两者与经济思想的相互影响上，突破以往大多就经济思想演变单一线索编写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对经济思想史作出了新的研究。《新编经济思想史》以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进为主线，重点研究1640年以来中外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思想的变迁，并着力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这使它成为了一部论述、评价经济思想史变迁的“综合思想史”，是一部体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汇的、体现西方经济学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交汇的、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史与外国经济思想史交汇的经济思想史的“长卷”。

主持人：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经济思想的历史研究肯定也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在撰写《新编经济思想史》时，是否考虑过它与当下中国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用中国经济学的话语论述、评价经济思想史的变迁，重点研究17世纪40年代以来中外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学人思潮的变迁，着力体现中国经济思想的价值。如果说，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有美欧中心主义情结，毋庸置疑，《新编经济思想史》有鲜明的中国情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除了解读和总结经济思想史演化的一般性规律，也该注重解读和总结基于不同国家国情的经济思想发展道路和演变规律的特殊性或多样性。

顾海良：如托马斯·库恩所言：“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堆砌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同之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联结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史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中国学派。

颜鹏飞：结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经济实践进行经济思想史的探讨，还有助于从思想源头上涤荡历史虚无主义，有助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更为深入地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产生更为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新编经济思想史》从选题到出版，历经十多年，各卷主编均来自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最强的高校，你们通力合作，十年磨一剑，未来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上还有什么新的期待？

顾海良：编撰一部涵盖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在内的，能够呈现经济思想史整体面貌，且具有中国学者学术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是各卷主编们的学术追求和夙愿。从2007年开始，在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经济思想史“长卷”以《新编经济思想史》的名称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编撰过程。十余年过去了，编撰虽然完成，但是《新编经济思想史》没有给经济思想史研究画上句号，相反，只是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平台和基础。

竹永进：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氛围下，经济思想史的原始经典文本（比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等的文本）的研究，总体上在不断被削弱。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中出现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开始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回到”经济学的“原始资源”。2017年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200周年，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期望在这一特殊时候能出现研究这些最重要经典文献的“复兴”。在对经济思想史的反思中，重新思考真实的世界经济。

颜鹏飞：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世界正处在历史转折或转型的重要时刻。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也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经济思想史要加强对世纪之交西方当代经济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脉络、规律和特征的研究。20世纪最后30年以降，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思潮和流派呈现两大特征：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处于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之中；二是主流派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长期并存的多元化趋势方兴未艾。当代主流派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正受到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潮流的冲击，经济学理论再一次变革的预兆初露。这些无疑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资源。

顾海良：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中，绝不能缺失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发展为理论主题和基本理念的，从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可以看到，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际，正值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历史转折之时，《论十大关系》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开创之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的“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的思想，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题和理念作出的最初阐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发展的深刻内涵。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思想。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习近平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