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以来，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新供给引领美国经济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因太多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连续五年下行。尽管在各种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等新供给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即将触底回稳，但是供给结构老化依然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2015年11月10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全新的表述，腾泰、范必、李佐军、方晋、邵宇、黄志凌、唐健、李国祥、杨燕绥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新著《供给侧改革》一书中，从经济学理论以及人口、土地、资源、资本、劳动力、创新、分配、行政改革、国企改革、技术管理等多个维度解读“供给侧”，并提出不少具体的政策建议。书中，既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也拓展了对供给侧改革的认知和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过去需求侧改革而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思路。需求侧主要是指“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决定着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主要指生产侧，包括生产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两个方面，影响和决定着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从供给侧的两个方面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其目标是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机制，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缓解供给约束和消除供给抑制。改革“红利”若能彻底地释放出来，不但会推动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律，实现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还能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质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推动供给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仍是供给侧抑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褚福灵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来自创新驱动与分配驱动的结合。结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太多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些阶段的要素供给自身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腾泰认为，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实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就可以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在《供给侧改革》一书中，腾泰、范必等经济社会专家和学者型官员提出了一系列放松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他们主张从“供给侧”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价值，让市场完成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经济回归“供给自动创造自身需求”的均衡状态。在滕泰看来，新供给经济学和老供给经济学的共同点在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可能是供给，而不是需求。而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不能自发创造需求，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过剩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新供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创造这个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放松供给抑制。他们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避免“仅停留在概念与理论层面”或“把供给和需求对立起来”以及把供给侧改革“搞成新计划经济的思路”等“三大误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长期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一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一方面要加快资源从供给老化行业的退出速度，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供给，形成新动力。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一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入手，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深化制度改革，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把制度性改革红利释放出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一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腾泰、范必等二十多位经济社会专家和学者型官员所著的《供给侧改革》，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四个角度深入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思路和路径，系统地梳理了“人口政策”、“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创新驱动”、“简政放权”、“社会服务”等供给侧改革的“六大主战场”，以及“化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等“五大重点”，通过一系列的解读不但使“供给侧改革”更具象、更明确，也使操作性路径更清晰、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