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是第一次提出，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要求、新境界。

　　共享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们在谈论和理解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解说，就是社会主义提倡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所有发展和进步的出发点、落脚点；社会主义反对资本或任何单一力量掌控权力、主导社会财富的占有和支配；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共享主义”倾向。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和制度逻辑作了科学预测。马克思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所谓自然历史进程，是指社会形态的更替，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历史前提：其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了要挣破原来的制度束缚的境地；其二，新社会的因素已经成长到可以支撑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三，社会形态的更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可以是跳跃的。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和共享价值的重塑，汲取了本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把快速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摆在第一要务的地位，是因为认识到生产力的落后，是制约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根本原因。为此党和国家推行改革开放，大幅度改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举措，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然历史进程”的敬畏和尊重，与此同时，执政党及社会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端也一直有警惕。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一起作了强调，“共同富裕”可以看做是对“共享”理念的质朴表达。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深藏着“共享”的意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是对“任性的发展”，即“不全面不协调不共享的发展”的批评。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强调“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更从诸多角度阐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等。而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内涵。这一系列理论观点都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享”作为社会主义内在价值的坚持和强调。

　　共享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共享”理念，除了强化社会主义的一般价值理念之外，还是有特定的针对性，即针对中国的现实社会矛盾。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实践。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只有短短二十来年，还处于初创期，各种必要的法律制度远未完善。不仅作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而来的政府，在如何管理市场方面客观上需要一个过渡、磨合期；各个市场参与主体，也有一个从幼稚、盲目、粗陋走向成熟的过程。显而易见，市场经济允许各个参与主体努力去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它具有天然的竞争和社会分化倾向，具有强者恒强的扩张、压迫逻辑，具有金钱主义的价值文化导向。但另一方面，市场也天然具有“共同体”性质，社会分工使得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包打天下、独占乾坤。它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与他人共存。因此需要规则共循，利益分享。以他人为沟壑、唯利是图的主体一定走不长远，一定会被抛弃。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也表明，市场体制健康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参与各方都能够妥善处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公平对待各利益相关者，允许竞争但不允许垄断。而人们对政府的起码要求，第一就是提供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第二就是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相关者，尤其是弱者提供一定保障。政府要有效管控各参与主体不适当的利益追求，要帮助自身条件较差以及竞争能力较弱的地区、行业、个人不被社会抛弃，保障他们的生存底线，同时也让他们适当分享发展红利。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政府还会有不断升高的期望值，希望培育和弘扬更具现代性、更符合人性的先进文化，倡导互相扶持的社会氛围以更好地抵御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更有理由要求执政党和政府有效防范市场弊端，管控市场消极面，提供更人性化的社会保障，进行更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培育。

　　此次提出共享理念，其针对中国现实社会矛盾、回应社会呼声的意蕴不言而喻。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对当前人民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状况做了说明。就社会领域而言，主要有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缺口、收入差距过大、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贫困人口仍有一定规模等等。这些不足，有些是落后国家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国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人群之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但是社会主观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强调“共享”发展，并在“十三五规划”中加以具体谋划，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落实“全面小康”之必须。

　　共享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体系

　　落实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建设，需要以深化改革、强化制度建设为根本。杭州市作为先发地区，正在冲刺“万亿俱乐部”，有必要有条件在十三五期间先行实现若干制度突破。笔者认为，落实共享发展的制度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局方面，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制度建设，促进权利平等。以城乡差异为例，中国长期实行“二元”体制，优质资源长期优先供给城市。自2007年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以工促农”，但是城乡的落差仍有待于根本解决。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在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基础上，“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这就指出了我们制度建设的方向。比如教育、就业、医疗、环保、社保、文化娱乐等方面，在规划、投资、监管、人员配备、统筹等方面，均有提升完善的较大空间。目前，一些地方建立了中小学师资市内统配的制度，以均衡教育资源，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突破城乡壁垒，值得探索。医疗卫生资源如何进一步向农村增配？环保方面如何尽快把农村纳入同等考核体系？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都需要我们做出制度调整和安排。杭州在“共建”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如何进一步走在前列似可考虑。例如慈善救助体制等。杭州其实拥有很大社会潜力，但是目前这方面的规范鼓励措施还远远不到位，做不做慈善对企业、对个人没有明显区别，不利于激发社会力量投入。这些都需要尽快做出制度调整和改良。

　　第二，尽快完善重点制度。根据《建议》精神及笔者的观察，以下三方面可能是重点领域：扶贫、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全面小康的硬指标之一就是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是 “攻坚”工程，杭州应该率先落实。而建立“脱贫工作责任制”是一重要抓手。中国的事情，有人负责就好办，上可以追究，下可以“精准”。就业平等是“共享”的重要社会前提，杭州应尽快完善城乡平等、性别平等、年龄平等、劳资平等、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平等等方面的制度，实现同工同酬同权同福利，着力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保障是“共享”的托底工程。这方面的制度安排最为复杂，应遵循全员覆盖、权责对应、量力而行可持续的原则，向着均衡的方向渐进。

　　第三，建立全员公民教育体制，培育和普及“共享”理念。《建议》正确指出当前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于提高”。“共享”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良善化、合理化，人人互相尊重，各担其责，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在全社会培育和确立共享理念，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最终提升共享水平。杭州构建“宜居”城市，应该把相关人文指标纳和举措入其中。（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