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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紧制度篱笆 防治“59岁现象”
吴高庆 钱文杰
//m.auribault.com2015-12-01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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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辽宁省发改委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小普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2011年,57岁的张小普被任命为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没能当上发改委主任,内心极度失落,又逢退休在即,权力即将旁落,张小普个人贪欲日益膨胀,一步步迈向了腐败犯罪的深渊。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三年时间内,张小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收受贿赂,累计金额达到近千万元。

  60岁的张小普东窗事发绝非偶然(2014年12月30日,张小普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不禁让人联想到“59岁现象”。

  “三种心理”催生“59岁现象”

  在政治领域里,“59岁现象”又被称为“最后捞一把”现象,是指个别领导干部在离退休前夕,心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念,大肆贪污受贿。笔者认为,“59岁现象”之所以高发,主要是三种病态心理在作祟。

  存在权钱划等心理,即“权力即是金钱”的心理。在商品经济时代,什么都可以交换,权力似乎也不例外。权力具备“能给别人好处,能解决别人问题”功能,是权钱划等、权钱交易的基础条件。云南省德宏州政协原主席杨跃国,利用职务之便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搞权钱交易,在人事调整过程中搞买官卖官,权钱联姻让他尝到了甜头,最终走向犯罪深渊。

  存在补偿回馈心理,是仕途暮年的自我迷失。从初涉仕途到获取一官半职,其间历经多重考验和多轮竞争,自然艰辛。当权力达到顶峰之时,加之存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思想,诱发其潜意识里的“公平”补偿心理。通过物化的财富去寻求心理平衡,以谋求他们对自己“辛苦多年”的补偿。

  存在侥幸幻想心理,也存“退休后基本上不会出事”之念。官场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叫作“一退了之”,即一旦退休,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会再有事。甚至有些官员自恃级别高、有靠山,或人脉广、关系硬,侥幸幻想反腐不可能撼动自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蒋国星在自我忏悔时就说:“工作过程中结交了省级领导,认为他们就是我的靠山、保护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站出来为我讲话的。这种想法让我有恃无恐。”

  切莫赢了一时输一世

  回顾张小普案,其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聚敛钱财,享尽“荣华富贵”,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最终还是东窗事发。作为官员,不义之财或许能让你“赢”一时,但也必将让你输一世。为官做人,以下三点孰轻孰重要掂量清楚。

  名声比财富更重要。59岁,正值官员仕途顶峰,作为公众人物,受众人目光之聚焦,有好名声比财富更重要。好名声也意味着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官员开展群众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少数贪腐官员在金钱、美色等利益面前却蒙蔽了双眼,迷失了自我,最终落得个昭著臭名。在发改委任职期间的张小普给人的印象便是:权力欲望强,既受贿,又索贿,很是不得人心。

  人民比自我更重要。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朴素的言语却蕴含着领导干部该如何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人民永远比自我更重要,这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为官信仰。“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求领导干部在人民利益面前要懂得牺牲和奉献。

  如何用权很重要。官员在59岁之时虽入仕途暮年,却值事业巅峰期,多年的从政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有助于其在官场大有作为,造福人民。用好权,大作为,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去赢得民众的赞许和认可;不用权,无作为,碌碌无为便是为官无能;滥用权,乱作为,牺牲人民利益谋私益,必将遭受历史的唾弃。须谨记,切莫贪图一时之利,而自毁一世之名。

  扎好制度篱笆是良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就是要加强制度创新。制度所具备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决定了制度反腐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应当着重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选任时的监督制度、离任时的审计制度和卸任后的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选任时的监督制度。监督制度是整治干部选任不正之风的制度化武器,是祛除“带病提拔”顽疾的强有力手段,能够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供保障。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选任时的内部监督制度,应当规范干部履历核查和经济状况调查,坚持明察和暗访相结合,建立健全干部考察预告制和任前信息公示制,完善领导干部谈话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前的监督制度等监督制度。此外,还应积极发动群众监督,建立健全群众举报激励机制、举报群众保护机制、举报信息回馈机制等,强化“圈子”监督。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离任时的审计制度。领导干部离任时的审计制度,是在领导干部任期届满、离任或其他原因需要审计时,由组织部门牵头,委托审计部门对其任期内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等进行审计,具体包含政绩审计、人事审计、财务审计和德能审计,是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政绩审计重点考察其在为民谋利方面的政绩工程,全面评价行政行为的现实意义和持续影响;人事审计重点考察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具体作为,整治“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之歪风;财务审计重点审查领导干部行政经费的日常开销等,逐步展开重点岗位的个人财产信息公开探索;德能审计综合考察“59岁”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才能、服务群众意识和廉洁自律表现等。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卸任后的保障制度。身处仕途暮年的“59岁”官员之所以迷失自我,和其卸任后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为此,应当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卸任后的保障制度,帮助其消除“后顾之忧”。

  (作者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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