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中国与美国、英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接着以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的身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开始在国际社会承担重要责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备受列强欺侮的状态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大国的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实现质的飞跃，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与盟国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迫使日本放弃“北进”方针

　　19世纪末，刚刚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就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划入其“利益线”之内，认为只有控制和占领富庶的中国东北，才能进一步实现向北战胜苏联、向南通过“世界最终战争”战胜美国，进而取得世界霸权的目标。所以，中国东北不仅在日本战略计划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其命运也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即开始实施其战略目标，在中国东北屯兵最多时达80万，并在当时与苏联的边界线上修筑了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群，其矛头显然是针对苏联的。苏联也明显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特别是1938年和1939年，日本关东军两次在同苏联交界地区制造大规模军事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尽管日军进攻被挫败，而且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但这并不能解除苏联的担忧，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主力部队驻守在远东防备日本。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要求盟友日本从远东发起攻击加以配合，这也为日本实施北进战略带来了机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却开始重新检讨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日本军队在占据中国东北甚至建立傀儡政权后，先是遇到抗日义勇军的大规模抵抗，接着又面对抗日联军的持续斗争，关东军必须分出相当多的兵力镇压中国民众的抵抗运动。而为维护傀儡政权的“安全”，关东军还要南下占领山海关，推进至热河、长城一线，与中国军队频繁发生冲突。在华北地区局势紧张乃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是陷入了与中国的持久战。由于投入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主力已力不从心，当然不敢贸然把关东军投入到对苏作战的新战场。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称，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帝国目前正在忙于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苏德战争）为宜”。

　　侦察到这一情报，苏联终于消除了两线作战的顾虑，把数十万准备用来对付日本的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从而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当时的苏联十分清楚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军力的作用，尽管与日本有“中立条约”的约束不可能直接出兵对日作战，但为减轻中国方面的压力，还是在其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抗战。直到今天，全俄老战士和军务人员委员会主席仍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中国抗战在世界的东方战场牵制日本军力，以致受到打击的日本不敢进攻苏联，解除了苏联在其东部国界受到的威胁。

　　中国抗日战争阻滞日本“南进”扩张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5—6月德国闪击西欧取得巨大成功，英法美等国均将战略重点转向欧洲，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遂成为美英等国防御的薄弱环节。这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但是，为了“南进”作战，日本必须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从同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日本开始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抗战，是对日本的国力估计过低，同时得到了第三国的援助。因此，将政策重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上”的日本，一方面企图通过建立“近卫新体制”和“经济新体制”，向中国显示其国力的强大，再借助与德、意订立三国同盟条约加强自己的国际战略地位，对中国形成威慑，以打击中国的抵抗决心。另一方面，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中国的物资输入线，同时夺取南进基地。

　　然而，中国的抵抗决心并没有因此受挫。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历次会战依然激烈，八路军也发起了百团大战等敌后作战。中国军队牺牲重大，但日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被日本寄予厚望的迫降蒋介石政府的“桐工作”也宣告失败，大量日本军队仍然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根本无法在短期内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同时，日本逐步减少在华兵力的计划也遭到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中国派遣军的抵制。中国派遣军强调以现有兵力对华作战已感吃紧，反对减少兵力。因此，到1941年初，日本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到秋天，仍把“处理中国事变”放在第一位。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确定了暂不介入的方针，但也计划“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同时，为确定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不辞对英美一战”。然而，中国战场仍是日本最大的后顾之忧。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5年了，“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现又两面作战，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则认为：4年多的中日战争使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作为南进主要决策人，主张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以致在决定对美开战前，他提出辞职。

　　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场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使日本迟迟不敢发动太平洋战争，为美英等国进行太平洋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中国战区与太平洋战场相互配合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战线扩大到太平洋。日本南进的初战虽然取得胜利，但继续扩大战果的目标难以达到，因为中国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单独抵御日寇的中国在得到同盟军援助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盟国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中国战区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战区辖整个中国、中南半岛及泰国，面对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是实力强大的战略集团，包括第6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以及两个独立野战集团军和一个空军集团军，总人数达100万。而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保持70万左右的兵力，随时可以过来增援。这一局面凸显了中国抗日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乃至东西方两个战场中的地位。

　　由于中国战区的抵抗，日本陆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的仅有10个师团，不及中国战场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投入海军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陆军配合无法取得优势，进而中途岛战役后，在与盟军的逐岛争夺战中处于劣势。在进行了将近半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一败涂地，阵亡2.4万余人，为美军的15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抽调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主力予以补充。日本海军提出攻占澳大利亚遏止美军反攻的作战方案，也因陆军兵力不足而被迫放弃。

　　瓜岛战役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1943年初，日本240万陆军总兵力中，在中国战场为66万人，太平洋战场为48万人。可见，日本陆军主力仍在中国战场作战，从而为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6月，美军在新几内亚东部展开反击，日军由于地面兵力不足节节败退，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外相重光葵承认“假若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但中国派遣军方面则认为：“中国问题没解决，大东亚战争就不能解决。”向哪个方向增兵，一直是日本大本营的两难选择。

　　1943年10月，日本大本营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情况下，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但由于在中国战场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只抽调了3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同时又向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日本动用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目的是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但这次作战对日本来说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延长了战线，导致后方兵力进一步空虚，结果是解放区扩大、日占区缩小。更严重的是，由于把本土和关东军兵力投入“一号作战”，大大削弱了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中国战场已经与太平洋战场成为一体，形成协同作战的局面。日本急切地希望从中国战场脱身，把陆军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形成英美战线为主、中国战线为辅的局面，但这一设想始终受到牵制。

　　1942年初，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又提出首先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即从日本本土及太平洋战场调兵到中国战场，发起进攻重庆的作战，企图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然后调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增援南方。然而，亲身感受到中国顽强抵抗的日本军人认为，那是毫无可行性的“赌博”。当时，中国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仍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派出远征军协助同盟国军队作战。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军队在配合盟军行动时，往往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在两次滇缅作战中，中国军队以牺牲13万人的巨大代价，延缓印缅战局恶化，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的盟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争局面尽管十分复杂，盟国取得胜利的道路也十分曲折，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加速了战局向战略反攻方向转化的趋势，则是有目共睹的。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者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