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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水共治”的基本经验
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内容的“五水共治”已在浙江实施两年多时间,由于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清晰谋划,举措得力,成效十分显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五水共治”不仅为浙江治水长效机制的形成积累了经验,也为全国各地治水的思路与模式提供了示范。从面上看,“五水共治”至少取得了下列六点经验。
坚持根本宗旨,以人民幸福为目的解决群众重大关切。在工业化过程中,“水问题”往往表现出几对尖锐的矛盾:水资源需求的递增性与水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环境容量需求的递增性与水环境容量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导致水环境污染;气候容量需求的递增性与气候容量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导致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洪灾频发;水安全需求的递增性与水安全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导致涝灾频发。“五水共治”旨在解决水危机,以实现人水和谐的局面。水污染危机呼唤“治污水”,水资源危机呼唤“保供水”和“抓节水”,水安全危机呼唤“防洪水”和“排涝水”。
浙江省是经济先发地区,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1000美元。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包括优质的饮用水需求、优质的水生态需求、优质的水安全需求呈现出迅速递增的趋势。浙江省正是按照生态需求递增规律,不遗余力地提供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水工程安全等公共物品。治水是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治水是浙江人民群众的最大诉求。“人民想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治水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生动体现。
坚持辩证唯物的系统思维,统筹谋划“五水”问题的整体解决。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对“五水共治”做过十分形象的比喻:“五水共治”好比五个手指头,治污水是大拇指,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分别是其他四指,分工有别、和而不同,捏起来就形成一个拳头。其中治污水这个大拇指最粗,是重点。从社会反映看,对污水,老百姓感观直接、深恶痛绝。因此,“五水共治、治污先行”。按照辩证唯物的系统整体观,统筹谋划“五水共治”,就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开展单打独斗式的治水,就会事倍功半。因为“五水共治”的五个方面内在贯通、互为因果,必须采取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思维设计治水理念、治水目标、治水工程、治水途径、治水方法、治水制度。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正是按照系统的辩证思维要求,统筹谋划治水的五个方面,在治水工作中充分彰显了生态效益——保障水生态安全和改善水环境质量,经济效益——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治水目标并以治水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效益——保障饮用水和水环境等基本民生需求并解决水安全问题。
坚持持续接力,“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但是,浙江因水而来的“名”、“兴”、“美”,均源于治水。在新的历史时期,浙江省继续秉持大禹治水精神,高度注重治水。在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建设、生态浙江建设、美丽浙江建设等不同时期,治水始终是一个重点,治水的主线一脉相承,这就是:坚持生态文明观,妥善处理好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认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治水是一项统一思想不易,投资金额巨大,成效显现缓慢的“德政”工程。浙江省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连续十多年来的三轮“811”行动计划以治水为起步,又以治水作为重点,充分体现了浙江省接力治水的传承精神。这是一条值得全面推广的经验。
坚持重点突破,以工程建设为抓手推进治水。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治水工程建设,凝练出“十百千万治水大行动”计划。“十”就是建设十大蓄水调水排水等骨干型枢纽工程:“百”就是每年除险加固一百座水库,加固五百公里海塘河堤:“千”就是每年高质量高标准治理一千公里黑河、臭河、垃圾河,整治疏浚两千公里河道:“万”就是每年清疏一万公里给排水管道,增加每小时一百万立方米入海强排(机排)能力,增加每小时十万立方米城市内涝应急强排(机排)能力,新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一百万户以上。而且,把治水项目列入各级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内容,集中落实一批立时见效的应急项目,启动一批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批“千里海塘”式的大工程大项目。
为了保障治水工程落地,浙江省政府各厅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省环境保护厅出台了《关于印发浙江省治污水实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省水利厅出台了《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五水共治”防洪实施方案〉和〈浙江省“五水共治”保供水实施方案〉的通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台了《关于印发〈浙江省“排涝水”工作实施方案〉、〈浙江省“抓节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通过“五水共治”的工程化和项目化,使广大老百姓对“五水共治”看得见、摸得着,可检查、可验收。
坚持政府引领,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优势。浙江省在省市县三级都建立了“五水共治”工作机构,党政一把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党委或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治水办主任。各级党政一把手紧盯紧抓、亲力亲为,各级人大、政协积极开展“五水共治”主题活动、专项审议和专项集体民主监督,做到四套班子齐上阵,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推进格局。而且在项目实施方面也有组织保障。早在2013年11月15日就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河长制”是浙江省干部群众的创新设计,保障了每一条河均做到责任到人。正是这种组织优势,使得“五水共治”的规划编制、工程实施、考核评价、舆论引导、社会监督等能够有序展开。
坚持市场导向,让价格机制在治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浙江省的“五水共治”不仅强调政府的引领作用,而且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水权交易、水污染权交易、水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10年前,富水的东阳市和缺水的义乌市经过多轮谈判,最终签署了水权转让协议,该案例为全国树立了典范。在全国最早实施水污染权有偿使用制度,并使之成为招商选资机制,既促进了环境保护,又激励了经济发展。在全国最早实施省级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将水生态补偿机制扩展到省际,促进了流域的和谐发展。水权制度改革、排污权制度改革等为中央提出“实施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制度”提供了实践支持。让价格机制在治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可以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而为绿水青山的价值实现奠定制度基础。(沈满洪,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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