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治政理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前提是关键在党、根本在党。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我们党责任重大，人民寄以厚望，所以我们才有“打铁还要自身硬”的历史责任感。

　　在从严治党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欠妥的：一种是没有忧党之心，对党内存在的党风不纯，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至文过饰非、粉饰存在的问题；另一种则认为我们之所以要从严治党就是因为党的问题多、毛病多，因而在一种对党失望甚至悲观的心态支配下，十分消极被动地去应付。毫无疑问，我们要正视党自身的问题，更要对党有信心，要提高从严治党的自信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所以，全面从严治党，要站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高度，在对党有充分信心、充满自豪感的心态支配下自觉地实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归根到底是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自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源于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领导。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上，西方意识形态散布着一个谎言，就是鼓吹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是一个与社会制度的选择无关的技术、人口、产业的重组过程，因而西方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普世道路”。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欧美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因为中国要搞现代化之前首先要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总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这一认识成为催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列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于高度依赖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的事实，不仅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出路。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验，确立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庄严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中国人民必然的历史选择。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因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只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国内混乱、国际依附、历史中断的无序状态，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也是中国梦的圆梦力量。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辨别中国梦和借中国梦兜售“西化梦”的根本界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决不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在临终的时候说，我革命四十年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唤醒民众。那么，是谁最终唤醒了中国的民众？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组织领导，中国人民是这样被唤醒的：首先通过工农阶级的觉醒，再推动广大人民的觉醒，最后实现全民族的觉醒，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铸魂的过程。从马克思对印度被英国侵占的评价就可以看到，殖民主义者统治殖民地，不仅掠夺财富，而且打断你的脊梁骨，让你从精神到物质都依赖他。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难得的是要有脊梁。毛泽东之所以特别赞赏鲁迅，就因为鲁迅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最难能可贵的品格，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脊梁骨。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华民族重新铸魂的过程，是重新铸造民族脊梁的过程。舍此中国人民怎么站起来？中华民族怎么站起来？所以毛泽东同志讲过，邓小平同志讲过，习近平同志又重申，搞西方的民主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中国人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试过，但都没成功。只有在马克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才获得了搞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所以现代化的过程首先要培育民族自立能力和强大的民族精神。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立能力，那么如何去搞现代化？而即便在“器物”层面上出现了点现代社会的东西，那又有什么用呢？仅此而言，又怎么能够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自信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有信心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