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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 鸣
提 要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我们做了一件事,解放和增强活力;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再出发,我们需要做的还是这件事,解放和增强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解放”中,第一次把“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突出出来。
无论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还是生态文明,所有这些主题背后都蕴含着对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富裕和谐新社会向往与追求的勃勃生机、巨大活力。
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后研究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又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具体执政方略的亮相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改革要更加注重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从单兵突进走向全面改革,从外围切入走向深化改革,走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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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回首来时路,便知日后行。从小岗村的手印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从温州的小商小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公有制一枝独秀到多种经济成分百花齐放,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我们做了一件事,解放和增强活力;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再出发,我们需要做的还是这件事,解放和增强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解放”中,第一次把“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突出出来。
——我们要解放和增强经济活力。有40多万亿元的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做后盾,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中国经济从来不缺强劲动力。但要让这动力活跃起来离不开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激发活力的关键一招。
这些年来,政府在发展经济上做了大量工作,招商引资、搞大项目、建大工厂、做大贸易,处处都有政府的身影活跃其中。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应该是市场主体的事情,是企业和社会公民的事情。权力硬参与进来,姑且不说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甚至还挤占了企业本来的发展空间与发展资源,抑制了企业的活力。
从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熟悉的“基础性作用”到还略感生疏的“决定性作用”,一词之变,所导致的体制机制变革的力度以及政策导向迥然不同,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供了理论依据。至于说“两个都是”的论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更要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活力,反过来,一个两极分化、阶层隔阂、管制与审批过度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活力的。因此今日中国,需要通过公平正义来激发社会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着眼公平正义的改革部署为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平等享有权利坚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随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更加公平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异地高考”、“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等等这类的称谓将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随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将不再仅仅是愿景。
——我们还要解放和增强制度活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可以从许多方面做出概括,充满生机和活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优势之一。无论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还是生态文明,所有这些主题背后都蕴含着对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富裕和谐新社会向往与追求的勃勃生机、巨大活力。但这些年来这一优势在制度实践中有所忽视或淡化。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把我们制度中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从而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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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
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打破与革除,因而在改革起始阶段不可能四处开花,只能选择容易改革的、必须改革的某一节点率先突破,然后以点带面,积累条件,逐步展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就是率先从经济领域展开,通过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来逐渐改变既有的体制模式。
经过35年的改革,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相对殷实的物质基础,也积累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新期待,让我们有经验、有条件、有动力、也有压力在更广范围内拓展改革的步伐。
今日的中国社会,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求社会环境更美丽,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现在来看,这一新期待,单靠经济体制继续的单兵突进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社会状况与人民群众这一新期待之间的差距,正是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改革不协调所导致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开启全面改革的大幕。
当然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而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新进展,其它体制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础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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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必须走向深化
深化改革就不能再遇到难题绕着走,发现雷区停下来;不能只在一些细枝末节的环节上大动干戈,在重大问题上视而不见。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再仅仅停留于一些微观环节的制度设计,而会把重点放在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比如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盯在保增长上,还要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转变方式上下功夫;经济发展也不再只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更加注重民生实际。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不再是“经济建设型”的政府,再不需要也不鼓励甚至都不允许政府自己赤膊上阵搞经济。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就让市场主体去做吧。政府在适当调节和必要监管之外,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比如,改革就业体制,扩大就业,鼓励创业;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的比重;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生活质量与水平;改革自身建设,增强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率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化,出现了“失地农民”,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快速的城市建设,造就了“农民工”,已经干的是工人的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快速的旧城改造,被拆迁户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补偿款在原居住地买不到一半甚至数十分之一的面积。我们不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越过这一边界就是不合法,就是不应该,就没有了正义。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正是基于对广大农民权利的保障。像“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等等都是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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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贯穿三中全会的灵魂
改革不是狭隘的否定主义,只要把过去不当的做法改正就行了;改革更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把别人的东西照抄照搬过来。改革固然是改变,但这变中有不变;改革必然要借鉴,但这借鉴是要为我所用的。要做到这一切,离开创新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创新是贯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
——我们要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既要把市场经济中的好东西拿过来,又要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剔除掉。比如说既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又不去越俎代庖横生干预;既以开放的心态为资本发挥正功能提供舞台,又不能反客为主让资本侵占劳动;既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更加充分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科学应对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如何把它真正体现在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中,需要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等等,都是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与入手处。
——我们还要通过创新走出既得利益的雷区。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是一个客观事实,坚决打掉既得利益毋庸置疑,但如何真正打掉既得利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我们要把改革的勇气与改革的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在多元中发现支点,在分歧中寻找共识,涵养动力、化解阻力同样需要创新引领。(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