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理论体系。辩证法理论是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核心问题关联在一起的。

　　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理论体系。辩证法理论是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核心问题关联在一起的。我们有必要追溯辩证法的古希腊本源并诉诸辩证法的整个发展史,去澄清辩证法最源初的理论形态和最本己的理论使命。在这一工作前提下,回应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进展,确立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课题。

　古希腊辩证法成为

　　构建一个合理性城邦的基本保证

　　辩证法理论是古希腊的产物,这是因为辩证法理论的产生和古希腊独特的城邦制度联系在一起。城邦以广场为中心,广场标志着城邦的性质。广场是一个政治空间,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谈论公共事务的地方。希腊城邦通过“公民大会”的形式保证全体公民都参与公共事务。公民大会是在广场进行的,广场作为一个专门的公共空间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来属于国王和王公大臣等食利者所决断的公共事务,都提交给广场上的对话和论辩来解决。

　　广场上的政治商谈通常采用“辩证法”与“修辞术”两种方式。辩论的技巧是修辞术,辩论中论证的规则是辩证法。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亚里士多德,都对“修辞术”持否定态度,并将之与“辩证法”对立起来。话语的力量不能依靠修辞术的辩论技巧,而只能依靠辩证法的逻辑力量来达成富有成效的商谈结果。修辞术之所以对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决断是有害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从过程来看,它不是一种必然为真的逻辑推断;从结果来看,它不考虑商谈的结果是否正义。从逻辑推理的视角来看,修辞术作为一种修辞式推论其实质是一种“或然性推论”,而不是一种必然性推论。修辞术在智者学派那里最终沦落为“诡辩术”。

　　苏格拉底认为,修辞术是对逻各斯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只有辩证法才是使用逻各斯的正确方式。表面上看来,辩证法主要是一种反驳技术,“对话辩证法”似乎是以揭示他人语言中的逻辑错误为目的,但辩证法并不是话语逻辑,而是真理的逻辑。真正的辩证法,它能够使人更好地通过理性去发现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形象地比喻为“真理的接生术”。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辩谈经常被引向或者指向事物的内涵和普遍性。柏拉图更是明确地将这些普遍性称为“理念”。真理被认为是判断什么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可靠依据,而正义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合法性依据。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作为政治手段的辩证法以真理为目的,这就等同于把话语的政治活动化归为知识活动。在所有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认识“至善的理念”,这是政治决断最终的根据。柏拉图把辩证法放在整个城邦教育的顶端,就是因为辩证法是认识理念的思想进程。只有掌握了辩证法,才有可能认识到“至善的理念”,也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于是,辩证法成了构建一个合理性城邦的基本保证。

　概念辩证法与君主立宪制政体的

　　合法性根基

　　黑格尔哲学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黑格尔秉承了柏拉图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判定,并进一步把辩证法追求真理的逻辑进程明确和系统化为“逻辑学”。黑格尔逻辑学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逻辑的必然性去实现思维的“全体的自由性”,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绝对理念”被置于整个体系的最顶端。因此,黑格尔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以辩证法为内容而实现的统一。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黑格尔的全部哲学,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黑格尔建构其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支撑。因此,与其说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如说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学体系为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在实质上是以一种思辨的方式表达着法国革命的自由精神。法国大革命不仅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完成了德国宗教改革所开启的让自由的个人成为自己命运主宰者的使命。所以,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再也不依靠某些外在的权威,而是取决于他自己的自由的理性的活动,所以黑格尔欣然地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称它为“新时代的黎明”。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基本原则和法国大革命所主张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的哲学虽然破除了外在的权威,却把理性自身树立为权威,新的社会秩序体现着理性的原则。人的行为方式不需要再靠某些外在的权威如上帝来规范,却要依赖于理性,依赖于绝对精神。上帝不再是伦理实体,而“绝对精神”代替上帝成为了伦理实体。黑格尔认为,君主立宪制会带来这样的统一体。君主立宪制国家作为一个纪律国家而产生了。个体的自由被置于普遍性中的权威所掩盖,它将把自由变成必然,使理性成为权威。在君主立宪制国家中,黑格尔使自由屈从于必然,理性屈从于幻想。拿破仑之所以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承载着绝对观念的使命,就在于他巩固和维护了代表理性原则的新的社会秩序——君主立宪制。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精神是整个体系的最顶端,与此相应,君主就是社会制度中的绝对精神,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点。君主也是社会制度中最高理念的化身,是国家稳固的基础。如果说辩证法在逻辑学的层面上实现了“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那么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则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只是维护或巩固了“外在的君主立宪制”,然而历史的任务是确立“内在的君主立宪制”。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都必须贯彻宪法的原则,而不能违背。无可争议的权威必然被强加于个体之上,国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是一个“伦理国家”。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看似与实践无关,实则构成了其君主立宪制政体和国家理念的合法性根基。黑格尔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辩证法理论的逻辑体系具有同质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