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听众踊跃，广受欢迎。因此，人们很容易把他想象成演讲高手。还有些学者把杜威描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学家。例如，胡适感谢杜威“当了年轻中国40年的老师”；　安乐哲认为杜威有资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称号；托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纪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

　　不过，事实并不尽然。即便当时，也有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杜威的“高大光辉”形象，直言很多时候杜威的演讲既单调又乏味。这方面，胡适有过记载：“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

　　1921年7月6日，杜威离华前夕，胡适还在日记中写：“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讲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在胡适眼里，杜威实在不擅长演讲。

　　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杜威的“不善言辞”，可谓声名远播。

　　在比较懂英语的中国青年学生中间，杜威的演讲也不一定受欢迎。潘光旦回忆：“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这也许是他对实用主义哲学不感兴趣之故，但也可能和杜威沉闷的言语表达相关。

　　以上是演讲形式，尤其是语言方面，那演讲内容方面呢？“五四”时期，杜威的演讲内容实际上也遭到一些人的消极抵制。1919年5月9日，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在日记中描述：与各校职对杜威讲演开谈话会，未有如何诚得，事近敷衍。“事近敷衍”一语，表明当时浙江教育界一部分教师对于杜威的教育演讲并不热心，也不上心。

　　《民国日报》曾报道教师逃离杜威演讲现场的现象：“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叫学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这反映出杜威在宣讲民主主义教育哲学的过程中，遭遇到的阻力。

　　这一定的阻力，在部分官员中同样存在。《申报》报道山东督军张树元的电文，力阻杜威赴济南演讲。“顷据教育厅长呈，称闻驻京议员特请杜威博士等即日来鲁讲演，本省人士极为反对，如果实行，窃恐别生事端，恳为阻止等语。”

　　胡适还讲述过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方还邀请杜威夫人到学校演讲，并事先请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了这一要求。方还对待杜威夫人演讲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官员的保守态度，即外迎内拒，表面上欢迎新思潮新观念，内地里坚持旧做法旧制度。

　　上述几个例子表明，杜威在当时的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之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欢迎之时候。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都当做深受欢迎的演讲。事实上，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即一些群体和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的逃避或拒斥。（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