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是当下的一个热词，指那些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耳闻目睹，某些“网红”虽然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也赚取了丰厚利益，但因为他们出名是“剑走偏锋”，给社会传递的也就多是负能量。年初有媒体通过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对“网红”的评价都是“博上位”“骗子”“庸俗”和“没有节操”等贬义字眼。这就是说，某些“网红”所博之名，属于“恶名”“臭名”。

　　为了出名而不择手段，前人也是这样，“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嘛。某些网红的出名思路，有点儿类似清朝的潘安笙。《清稗类钞》之“潘安笙甘得恶名”条云，潘安笙“尝谓三代以下之人，惟恐不好名”。别人说，好名声哪那么容易得到啊。潘安笙说：“能得恶名，亦胜于无名耳，不流芳百世，亦须遗臭万年。”看到这儿，大家自然知道这是效颦东晋的桓温了，桓温的“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早已众所周知。然而桓温之所以那样说，实际上是在抒发胸中的忿气，“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的他，并不甘心臣服于司马氏。他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文、景，就是从曹魏手里夺得天下的司马昭、司马师兄弟二人。桓温是想说，放着唾手可得的江山而不得，将来肯定被他俩在地下笑话。他道出那句话的时候，《晋书》里是说着说着“既而抚枕起曰”，《世说新语》里是“既而屈起坐曰”，虽姿态不同，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桓温的“遗臭万载”，并非要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他流露出是否夺取东晋江山的踌躇，因为这种僭越至极的行为在正统世界观中不能被容忍，一定是要背负恶名的。当然，如我们所见，桓温终于还是“为文、景所笑”，他自己没有登基，只在公元403年，其幼子桓玄称帝后，被追尊为宣武皇帝，还有个太祖的庙号。

　　像潘安笙推崇的这种“甘得恶名”，才是真正要干坏事。看他的思维逻辑：“夫三十年为一世，百世，亦仅三千年，为善而名仅三千年，毋宁努力恶，而转多七千年之名也。”他这是把“流芳百世”的“百世”与“遗臭万载”的“万载”，一概视为实数来算账。这样一来，美名才能传三千年，而恶名能比美名多七千年，还是得个恶名划算了。并且在他看来，“为善之事，恒于金钱有关系，非以金与人，即不能取人之金。若欲为恶，则仅以贪而即得大名，无论在朝在野，但效盗贼之行为可也，且利既得而名亦随之矣。”这就是说，实践起来，留恶名也比留美名要容易得多，有官职的贪赃枉法，没官职的为非作歹，名利就可双收。听着听着，忽然又产生一种狐疑：潘安笙这是不是正话反说，在描述他所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呢？可能不是，但如果是，则与某些“网红”要出的恶名又不是一回事了。

　　历史上许多时候，那些听不进正常意见的人，往往会给对方扣顶在博出名的帽子。比如宋理宗时，叶梦鼎这样进言：“陛下惑于左右之谗说，例视言者为好名，中伤既深，胶固莫解。近岁以来，言稍犯人主之所难者，不显罢则阴黜，不久外则设间，去者屡召而不还，来者一鸣而辄斥。”又比如同时期的陈埙。李全在楚州有异志，陈埙写信告诉他的舅舅、宰相史弥远，宜“痛加警悔，以回群心。蚤正典刑，以肃权纲”。弥远不纳。未几，贾贵妃入内，陈埙又言：“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主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弥远这回说话了：“吾甥殆好名邪？”他的潜台词很清楚，当你的嘉兴通判（在州府长官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算了，少管闲事。对那些真正想做好本职的官员来说，未必想要出名却可能名留千古。比如《明史·循吏传》记载，方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近名，即好名，博出名。他说过：“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其为济宁知府，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凑巧久旱之际来了场大雨，济宁人于是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有人介绍说，在国外也有“网红”，但他们更多是凭专业精神、生活智慧和诚意勇气来获得公众关注。不用说，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需要那些迎合低俗趣味而丧失底线的人和事，尤其是践行潘安笙“能得恶名，亦胜于无名”的一类。在这一点上，大约也可以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解决和应对，因为“没有节操”的“网红”之所以能走红，在于“很有节操”的“网红”供给太少。（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