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史学不同的是，儒家并没有把发现一个超越历史的观念或研究方法，作为史学的任务，在儒家看来，历史自身即是历史精神的最高体现。

　　“史学热”有些年头了，当然不是指专业的历史研究，而是指在公众中传播的通俗史学。专攻通俗史学的自不必说，一些海外史学家，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青睐，历史讲座更是越来越多。

　　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这个古罗马人，倒是说出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不过，读一些西方史学著作会发现，中西方史学有太多的不同。西方史学，始终是与宗教、思想、哲学反思一同演进的，呈现出一种观念的“流向”。

　　比较起来，求真求实，这是中西方史学的共通处。《左传》有“崔杼弑其君”故事，崔杼连杀三位太史兄弟，太史依旧照实书写，不怕引颈受戮。这个让人唏嘘的典故，显示出历史在国人心中的分量。古人将黄帝的史官仓颉，传为汉字的创造者，其实表达的就是历史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汉代以后“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历史保存得最为连续而完整的国家。

　　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编定的《春秋》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更成为儒家经典。历史从孔子开始，不仅体现了对史实的尊重，记录与研究历史本身，也被视为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治史就是治道，明史就是明道，“史”与“道”在孔子观念中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要完全尊重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记录，一方面要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呈现来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这一直是儒家所秉持的历史观，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不过，与西方史学不同的是，儒家并没有把发现一个超越历史的观念或研究方法，作为史学的任务，在儒家看来，历史自身即是历史精神的最高体现。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很少看到对历史的批判，只有务求客观的叙述。历代史家或儒家学者都把历史本身，视作最高真理，可以为历史而杀身成仁，体现的就是这种对历史的自觉精神，这使得儒家文化一直承载着对历史的使命。

　　《易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的就是人事，这是自孔子之后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人文为中心的历史观，与西方早年“神本”史观不同。治史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人类的伦理与道德现象，所以以人本、人道、人性为中心来诠释历史。人可以说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主体，这也与西方史学以事为主体不大相同。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

　　儒家认为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司马迁作《史记》，秉承的也是孔子《春秋》的精神。司马迁因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但他并没因遭此奇耻大辱便说假话，而是在痛苦中完成了《史记》的编撰工作。从《史记》可看到，司马迁对李陵事迹的记录仍是非常客观的，并没因担心再次触怒君王，而篡改这段史实。在司马迁看来，真实地记录历史本身，就是对历史最高的反思。从那个年代开始，儒家学者就在考证、证伪方面，有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历代大儒都把“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视为学者必备的修养。

　　《史记》后，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史家们所尊崇的历史观。在传统国人看来，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如今我们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读《春秋》《史记》的一些篇章，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这可视作传统史学的大境界，不应被忘记。

　　儒家从来把历史看作人类最重要的经验，也把历史看作自觉呈现的真理，认为真理在历史中不言自明。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形成了后来“六经皆史”“文史不分”等文化观。明代的王世贞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所谓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等，不过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变文”，或只是“史之用”“史之实”“史之华”的不同。李约瑟把历史称为中国文化的“科学的女王”，是准确的。因为在儒家学者的眼中，历史或许是我们唯一的真理。

　　指出中西方史学的一些不同，并不是要分出孰优孰劣。因西方文化背后的逻辑与理性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很容易像对待哲学、科学一样对待历史，中国近代之后，史学也在循此路径发展。但了解一点儒家的史学观，对我们理解古史的情怀，会有所帮助。1970年代后，西方的历史哲学发生叙事转向后，很多史学家开始将历史书写视为文学创作，倒是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史不分家”的某些特征。（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