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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学者心智之造诣”

谢晓尧

//m.auribault.com 2015-06-30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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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乃“学习之人”，后引申为经持久练习在知识上臻于完备者，学术则是“学者心智之造诣”、“学识”的代名词。

　　学术生活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利用的特殊方式。

　　按照桑兹的说法，学者乃“学习之人”，后引申为经持久练习在知识上臻于完备者，学术则是“学者心智之造诣”、“学识”的代名词。学术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业者要经过系统而正规的专门训练，教育投资、知识累积是职业生涯的起点。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竞争加剧，学术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其后果是，从业者训练的时间、费用等成本加大。专业化促进了学科分类的精细发展，知识的专用性投资“黏性”加强，固守特定专业知识的学者，面临更为高昂的转换成本。而人生的短暂决定了，接受专业操练的机会通常只有一次。

　　知识的获取成本高，使用的边际成本却接近于零。这是否意味着，进行高度人力资源投资的从业者，学术研究将不费吹灰之力？现实中，就常有人羡慕和追捧大学老师的清闲。这很大程度上属于误解。

　　其一，学术追求创新和超越，永无止境，学者的宿命在于，知识永远在路上，要么不断学习、维系学术生命，要么放弃。国外的研究表明，学术的生命周期并不长，除非知识能持续更新，大多数学者40多岁后就“过气”。原因在于，随着初始线索耗尽，新的研究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效用却递减；所有创新都极其耗费心智，投资未来的动因不足。其二，学术研究中，脑力的运用和保养，价值的计量和评估有特殊性。西美尔认为，脑力劳动包含着前期“附加劳动”在当前表现发挥的浓缩和积累，非感官上可察觉得到。心智活动需要聚精会神，耗费大量体能，有赖于情绪、印象、环境、文雅高尚等周遭因素的刺激。在他看来，现代知识人若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其智力、创造力就不可能发展。

　　学术活动的收益又如何？显然，贝克尔等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在学术市场中并非总是有效。许多时候，学术研究并无事先预设的应有目的，属于好奇心驱使、基础性和认知性的，追求理性化和智力化的自我证成。流行的观点认为，学术利益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和声誉——当然，它们直接影响着研究者的收入。

　　从这一角度看，学术是近乎残忍的事业。美国学者洛特卡的定量分析发现，大约60%的科学家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发表不止一篇的人数急剧下降，呈现出“洛特卡曲线”。查尔斯·默里在《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中也揭示，人的才华分布呈钟状曲线，成就和名人分布却呈倾斜曲线，呈现出“马太效应”：成功孕育着新的成功，失败孕育着新的失败。比如，100个学者向权威杂志投稿，质量都很高，却只有一篇能入选。被选中者赢得了自信，更容易撰写和发表论文、聘为教授。落选者则命运迥异，大量的论文即使发表也意味着死亡，无人读、无人讨论、无人引用。研究表明，专业论文80%的脚注涉及该领域20%的研究者；全部论文发表后头四年里约40%无人引证，工程学为72%，社会科学为75%，艺术和人文科学高达98%.这并非说论文毫无价值，波斯纳看来，学术活动是高风险低回报的，所有论文构成了“创造性文献整体的价格”。这或许能理解，时下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学术会议了，“社会记忆”的成本优势更为突出。

　　学术生活成本高、收益低，似乎为政策性激励提供了理由。在我国，从政府部门到院校，不时推出形形色色的“人才计划”。对真正的学者而言，外部激励充其量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过度激励会扭曲学术市场的内在肌理，招徕对学术并无真正兴趣的人。资源的行政配置会导致寻租和泡沫化，学术的真正价值被掏空，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数量、奖励、项目，成为左右学者命运的神灵，学界面临新的“?魅”危机。林塞·沃特斯在《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中尖锐地批评，在由学术著作堆积而成的杂烩垛上，我们已经迷失方向，步入“无共同尺度”的“群愚”时代。

　　学术生活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答案并非唯一，口味和风险偏好却不容轻视。人是多样性的，禀赋、爱好和特长各有差异，学术从业者应属于该职业的风险偏好者。在韦伯看来，科学研究是精神贵族的事业，需要热情、内心真诚、知识渊博、富有个性，听从内在使命，为天职而活。约翰·齐曼教授也指出，学术界是高度专门化和深奥研究的自足世界，科学研究的纯粹性由研究者的个性决定，这些“孤独的真理追求者”全心投入，是个性的一部分，能远离纷乱的日常生活世界，带来个人的安慰。当然，贵族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卡尔·曼海姆就感慨，现代社会正面临“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困局。或许，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学术岁月已经结束，科学研究也会需迎接学术的“众筹市场”。

　　近百年前，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反复提醒年轻学者：“学术生活是一种疯狂的冒险活动”。今天，学术活动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更为尖锐突出，对从业者的风险提示更为必需。提示风险并不意味着能消除风险本身。适应个体的特质，引导从业者选择禀赋、兴趣和偏好相匹配的职业，很大意义上是“从娃娃抓起”的事业。我们失去了可贵的、自由选择的童真时代。（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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