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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又再次强调这句话。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重大原则?怎样坚持和贯彻这些基本理论和重大原则?这是当下政治经济学界前沿课题和颇有争议的一个难题,本文择要略作阐述。
科技领先型的永续发展理论和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那么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发展理论和原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什么原理呢?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对生产力起着核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涉及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这三大渗透性要素。其中,科技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功效;人口的生产应与物质文化生产相协调;由自然环境构成的自然力应与劳动力和科技力相协调。
习近平曾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在生产力问题上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永续发展理论和原则,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应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的国际排名都很靠后,况且各类污染早已超出警戒线。
针对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我们在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下的创新型国家时,应如何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永续发展理论和原则?目前,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必须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老动力不足、新动力缺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理念,实质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因而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领先来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只有重视知识产权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品牌、技术制高点及技术标准制定等构筑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我国高铁产业就是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才能化解“三期叠加”风险,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跟上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只有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要务,以创新转换老动力,用创新培育新动力,使老动力焕发新活力,让新动力层出不穷,才能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应扭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传统观念,正确处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之间的关系。
民生导向型的生产目的理论和原则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批判,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否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和原则?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关于生产目的的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和私人利润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即为民生导向型生产目的理论和原则。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但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习近平也曾指出: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民生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是因为,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主要经济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目的,便能缓解这一主要矛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进一步发展的方法来解决某些发展中的问题。
如何具体体现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目的理论和原则呢?这就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具体说来,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强调人民主体性,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改善民生就是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性原则和根本立场。
在这一理论和原则推动下,我们应该如何来改善民生呢?目前,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必须落实习近平关于“不断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的价值导向。这一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出发点及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攻坚目标,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扶贫、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七大领域的民生改善。我们要抓紧解决民生领域群众意见最大的某些问题,全力以赴,速补短板,限期缓解,这是新常态下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和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工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要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
公有主体型的产权理论和原则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那么这一制度的生产有其必然性吗?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和国民经济周期性地发生衰退和各种危机,以及贫富阶级对立和经济寡头垄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原则,其缘由在于,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别于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操作得法,公有制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相融,而且可以比私有制实现更高的公平与效率。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国家政权还是一种必须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所有制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三次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在坚持公有主体性的产权理论和原则时我们该注意些什么?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双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层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我们应牢固确立邓小平关于发展私有经济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外私有经济,不仅要支持,更要引导和监管,以发挥其正能量,减少负效应。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华为企业的某些超前做法,我国应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开展职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动劳资两利,共享共富。
劳动主体型的分配理论和原则
分配关系由什么决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制度是什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分配上必然是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广义工资。在这个大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工资状况,则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其成效。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分配,表象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其实质是按生产要素的产权分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要坚持劳动主体型和共享共富的分配理论和原则。其道理是明显的,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因而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从宏观层面来看,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必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这一新理念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要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将资源配置的目标着眼于共同富裕,社会生产才能健康稳定地运行,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近十几年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只有尽快落实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上一世纪末就要把解决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指示,遵照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
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
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或多或少也有国家计划,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要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其特点是什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计划调节或国家调节作用较为有限,可以概括为国家计划引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是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本身包含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要在国家调控主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就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面对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相悖性,我们如何来正确看待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我们不能因为国家规划、计划和调节是有人参与的,就否认其中包含客观性,进而认为“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等概念不成立。照此逻辑推论,市场活动也是有人参与的,其主体就是人,那也就不存在“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等相似的概念。市场调节说到底,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变动,也可以说就是企业的行为或调节,如产品、价格和竞争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因此,市场调节规律和国家调节规律都是在形式上具有人的活动主观性,在内容上具有人的活动客观性。良性而有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活动,要求在企业和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均应努力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有人参与的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以便实现主客观的有效统一性。
面对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矛盾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好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为此,我们要充分领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社会主义类型和性质的市场经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从法律、经济、行政和伦理等多方面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必然大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节能力,从而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高绩效。
自力主导型的双向开放理论和原则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面对开放的复杂性和安全性问题,我国为何要选择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双向开放理论和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依据国际分工、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理论,在一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适度对外开放,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技术互动、人才发挥作用等。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方式、范围和程度等,应视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而灵活有序地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讲求战略和策略,因为开放的实际综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要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双向开放理论和原则。
自力主导型的双向开放理论和原则,是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要在自力更生主导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互利共赢型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重的方针,要大力发展中方控股、控技术和控品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防止陷入传统的“比较优势陷阱”,实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
在坚持自力主导型开放理论和原则下,我们应如何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呢?目前,坚持和完善这一理论和原则,必须积极提升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水平。我们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防止区域开放的雷同化和恶性竞争;要推进外贸优进优出,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要尽快借鉴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待外国企业的经验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国的“斩首”性兼并和支配日渐增多的产业部门及大众化网站等,大力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层次和绩效;要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要积极利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但资本项目近期不宜开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利益。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和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和教育部的社科基金与社科奖的评委、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成员;俄罗斯彼得堡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主编五本重要学术期刊在中国和英国出版。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出版和合编40多本(套)书,其中专著有《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程恩富选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重建中国经济学》等;主编的书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丛书》(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现代政治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文化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日文版)、《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文版、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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