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需要进一步提升证据收集、保存、审查、运用的能力。李学军建议，从宏观层面看，改进和完善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从“一步走”的单一审查模式转变为“两步走”的复合审查模式。审查判断证据时应首先审查证据能力，确认证据是否有证据资格，解决证据的采纳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审查证明力，确认已获准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解决证据的采信问题。第二，从仅关注有罪证据的片面审查模式转变为兼顾无罪证据的全面审查模式。基于自身肩负的客观公正义务，检察机关理应对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一视同仁、并重审查。

　　刘广三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客观性证据审查应主要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进行，确定现有客观性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在审查起诉阶段，充分挖掘、发现客观性证据，形成证据组合运用体系，做好客观性证据审查工作，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准确定罪量刑。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有效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张相军认为，需要从源头预防、事中事后控制、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等方面予以加强:一是源头预防方面，探索完善看守所羁押管理机制;健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防范机制。二是事中事后监督方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重大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引导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内部捕诉衔接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提讯办案和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制，促进看守所提讯登记和入所体检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三是提升庭审证据合法性证明的效果方面，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辩方在法庭上提出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并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出庭公诉人要积极利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被告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在场人的证言等证据，妥善应对，必要时可以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适应证据裁判规则要求，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既是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必然要求。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把证人是否出庭的最终决定权赋予法院的规定，邹开红认为，这一制度有积极意义，但还有需要完善的空间:在由法院决定证人是否需要出庭的同时，应有救济程序来保障控辩双方的正当权益，如申请复议权。从长远来看，应该逐步完善诉讼程序，让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常态。从这一层面来说，法院将来应着眼于裁定哪种情况下的证人可以不出庭，而不是裁定哪种情况下证人应当出庭。

　　张相军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比例低的原因有很多，在制度设计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证保护和补助制度不健全，导致证人不敢出庭作证或者不愿意出庭作证。为此，他建议完善作证保护机制:对因作证而面临人身安全危险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对威胁、辱骂、殴打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对涉毒、涉恐等类型案件不宜暴露证人身份的，建立“隐蔽作证室”，以科技手段实现证人不暴露外貌和真实声音的方式当庭作证。此外，还要完善作证补助机制，证人补助资金依法由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解决证人因经济原因不愿出庭的问题。

　　着力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构建，对于刑事检察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也将推动刑事检察工作模式的转型。具体而言，“以审判为中心”会对公诉质证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刘广三分析认为，首先是对公诉人主观意识方面的挑战，公诉人以往自认为其庭审地位高于辩护人的观念将被摒弃。其次是对公诉人质证能力方面的挑战，如何重点阐述、论证每个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和全案证据体系的完整性是公诉人需要重点应对的挑战。再次是对质证证据质的方面的挑战，如何有效引导侦查、审查证据、运用证据，如何充分进行交叉讯问、询问、辩论，充分发挥举证、质证、认证各环节的作用以及法庭辩论技巧等需要深思。最后是对质证证据量的方面的挑战，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情况增多，证人、鉴定人出庭情况也将增加。

　　构建刑事指控体系，张相军认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证据为核心。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首先就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把重证据的要求贯穿办案始终，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二是以侦查为基础。收集、固定、保存证据的任务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完成的。因此，构建刑事指控体系，必须夯实侦查基础。三是以公诉为主导。在刑事指控体系中，以公诉为主导，就是说是否起诉、以何罪名起诉、依据哪些证据起诉都是由检察机关依法决定。从刑事诉讼的规律看，审查起诉应当围绕审判的要求进行，侦查同样也应当围绕起诉的要求进行。“检察机关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应强化对客观性证据的运用，注意审查并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同时需借助证据印证规则有效应对被告人翻供及证人翻证的问题。”李学军说。

　　(详见《人民检察》2015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