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最终有效治理腐败的时候，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腐败，也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最后要说的是，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的遏制腐败。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3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最多三年中国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为人民服务”就是古代“民本主义”在今天的现代化表述。所以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网络时代、智能手机时代、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其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中纪委。每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香港是直属特首的廉政公署，而中国则是中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中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中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的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如同西方一样完善法治。2014年，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就和反腐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