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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中国反腐底气何来?
//m.auribault.com2015-03-09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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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最终有效治理腐败的时候,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腐败,也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最后要说的是,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的遏制腐败。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3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最多三年中国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为人民服务”就是古代“民本主义”在今天的现代化表述。所以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网络时代、智能手机时代、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其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中纪委。每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香港是直属特首的廉政公署,而中国则是中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中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中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的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如同西方一样完善法治。2014年,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就和反腐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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