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今年首次呈现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预期2017和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达3.6%和3.7%，比2016年的3.2%有大幅提升。

　　可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六七年间，经济复苏疲软，表现不尽如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六年里连续下调了对全球增长的预期。然而，今年中国、日本、美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回升提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2017年的增长预期也从今年4月份的6.6%上调至6.8%，2018年的预测也从6.2%调高至6.5%。今年一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4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全球经济正在持续向好。

全球经济复苏尚未完成

　　就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全球经济复苏尚未完成。这个判断依据以下几点：

　　第一，不少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常规和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帮助经济恢复，很多国家的政策利率下调到很低水平，但是，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依旧低于其中期目标，美国为2.1%，欧元区为1.5％，日本低于1％。

　　低通货膨胀率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这相当于提高了真实利率，加重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不利于企业和国家摆脱高负债。低通货膨胀率使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同时，如果通货膨胀率长时间维持低水平，有可能改变市场的通胀预期，拖延市场投资决策，不利于经济恢复。

　　第二，发达国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并未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低增长、高失业、高负债”的状态。危机期间，许多欧洲国家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希腊、西班牙失业率一度高达30%。美国失业率在金融危机期间也高达10%。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美国，其10月份的失业率已降至4%，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复苏、闲置产能或劳动力减少时，工资增速应该加快。然而，当前的问题是，闲置产能的减少和就业率的上升并未加速工资增长。由此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市场通胀预期难以提高，不利于经济恢复。第二，工资的低增长加剧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和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给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因素。

　　第三，高债务。2007年，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都大大低于60%的所谓“安全线”。危机发生以来，为了使经济恢复增长，许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开支措施，再加上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税收降低，一些发达国家债务迅速上升，个别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或超过100%。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部门债务（包括企业和家庭债务）不断上升。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部门债务上升到GDP的125%，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债务高达GDP的155%。

　　短期内，企业和家庭增加借贷可以推动消费，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市场一旦出现危机苗头将会引发更多连锁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一个包含57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数据的样本，做出分析显示，这些国家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在未来三年内每上升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1.25个百分点。

　　第四，虽然全球经济正经历周期性回升，但长期前景并不乐观。2016年，占全球人口15%的4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都有所下降，其中一些国家主要因为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发达经济体在1996—2005年期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2%，而在2017—2022年间，有可能下降到1.4%。另外，40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未来五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缓慢。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等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可能会逐步扩大。

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变化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这里我主要分析四大挑战，包括金融环境变化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第一，国内外金融环境变化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央行为刺激经济复苏，实施了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导致这些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如今，当全球经济逐渐稳定时，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和调高政策利率以引导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货币政策如果调整过快，会造成不必要的金融市场波动和外溢效应。如果调整过慢，会导致金融体系脆弱性进一步加剧。

　　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导致利率上升和美元汇率坚挺，从而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估计，未来两年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大约会使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减少350亿美元。如果这些国家及时采取应对和防范措施，则可以减少资本外流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会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新挑战，特别是对现有的法定货币秩序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操作构成挑战。这也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热烈讨论的新话题。

　　第二个挑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了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外，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等给经济带来的贡献，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实力进步的有效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更进一步下降，在新兴市场国家尤为明显，从危机前的2.5%年增长率降到目前的0.8%。从2008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首先，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资产负债能力薄弱，加上受到危机冲击的银行系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企业投资活动。其中对研发和无形资产这种风险高、周期长的投资影响尤其明显，从而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另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者的保守态度，远离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进一步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受到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制约。比如，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它们还未能转换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全球贸易一体化放缓等也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

　　生产率提高对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尤其从长远看，生产率增长是收入水平上升最重要的来源。即使劳动力没有增长，依靠更高的效率，我们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商品，同时释放资源，用于其他新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历史上数次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缩影。因而，提高生产率，创新发展，寻找新增长点，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发达国家需要应对的当务之急，也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1990年的中国，平均每11个劳动者负担一位老年人，2010年时下降到平均每9个劳动者，2030年，在中国可能每4个劳动者就要负担一位老年人。在许多国家，人口老龄化是经济长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老龄化的人口大大增加了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安全网的需要，也使贫困人口难以改善生活水平。

　　如果一国国民收入在老龄化到来之前能够达到较高水平，那么，高国民收入将有助于化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然而，很多国家在其劳动力数量达到人口最高峰时，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相应阶段时达到的收入水平，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以2008年美国工作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基准，2011年，当中国工作年龄人口达最高峰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其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充分了解这一问题，及时应对，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

　　第四个挑战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不断扩大。尽管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但是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在上升。从1981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个人收入最高所得税税率平均从62％降至35％，也就是说，高收入群体实质上获得了更多的税收减免。如今，全球总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拥有全世界一半左右的财富。

　　当工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时，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就会下降。由于资本往往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但此后该比重却一直在下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已降至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后也没有显著回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大部分是由技术变更引起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工种被机器取代；信息通信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部分高技术工作者和企业家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超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化对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影响程度估计约为技术变更的一半。

　　如果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会造成普通大众的需求萎缩，同时引发政治和社会后果。如果全球化的红利未被广泛分享，就有可能出现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在这一点上，英国脱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旦保护主义抬头，又会对贸易、资本和劳工流动及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其他非经济因素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腐败和不完善的治理体制，地缘政治风险等。

　　虽然短期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改善，但中长期内全球经济隐患仍未完全消除，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好的一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为政策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环境，使各国有空间实施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确保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促进国际合作。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组合。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应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在一些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振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持续增长。关键是如何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用。货币政策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适时、平稳地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不仅有助于防范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也可以给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对低收入国家，侧重点可以放在提高基础建设、司法系统，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等。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消除行业壁垒，提高竞争力等。发达经济体可以侧重提高劳动力供给、营造更好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生产率。总体来说，改善基础设施，加强银行系统的稳健性对所有国家都有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年间，结构性改革会给发达经济体每年带来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会给新兴市场带来0.6个百分点的新增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分析表明，目前全球研发支出仍然低于理想水平。在2011—2015年间，发达国家平均研发支出占GDP2%，新兴市场国家为0.65%，而低收入国家只有0.15%。中国近十几年研发支出大幅提高，2016年达到GDP的2%。然而，要想将技术的外溢效用最大化，研发支出还有空间进一步提高。同时，对研发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完善产权框架等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和传播。简化中小企业的税收制度也有助于新公司进入市场，减少非正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生产率。

　　其次，实现持久的、造福于大众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医疗、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改善教育和培训既能促进劳动力市场，改进劳动者的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份额。另外，完善社会福利和安全网，提供劳动者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充分发挥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潜能，支持她们更大程度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推进金融普惠政策，也将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并支持经济的多元化和持久性。

　　再次，维持金融稳定，提高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各国都应该配合使用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思路和新需求，因时制宜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在应对新事物的过程中，信息与合作是关键，需要加强多方位、多层次的对话沟通，包括加强传统货币金融专家和掌握金融领先科技的行业新锐间的对话沟通，加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对话沟通，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对话沟通，以及加强主权国家和国际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沟通。

　　在国际金融和银行活动逐渐跨越国境、成为全球性交易的背景下，跨境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多极化，信息科技高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趋势意味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意味着多边主义变得更加重要。要实现共享的、可持续的增长，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抓住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这一良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提高长期发展潜力，为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共享而不断努力。

经济增长新趋势及影响

　　目前全球有多个大趋势，包括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关联度（贸易、资本、人员的密切往来）大幅上升，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口结构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将影响经济发展和我们的生活。

　　第一个重大趋势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新兴市场国家近几十年发展速度很快。198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2016年其经济规模上升到全球的40%。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来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如今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只有约四分之一。21世纪头七年里，新兴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上升到一半左右。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得益于新兴市场，其中仅中国就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

　　让我们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很久以前，中国、印度和欧洲引领着世界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欧洲、美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展望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会继续提高。从全球角度看，将出现多极化的世界经济。如果把一个国家多方面的重要指标，像GDP、人口、军事开支、技术、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综合起来考虑，计算一个综合指数。那么当今世界，还是以美国和欧元区为主导。但是到了2030年的时候，中国在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国力继续加强，从而很有可能接近欧元区和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第二个重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性日趋加深。1980年，世界贸易网络相对稀疏，贸易规模也比较少。2014年，世界贸易网络几乎覆盖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真实贸易量是1980年的三倍。与此同时，全球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迅速膨胀。1980年，银行跨境资本仅仅存在于少数发达国家。如今，得益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新兴市场也逐渐融入全球银行网络，从而借助更加发达的银行网络，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深层次的金融支持。

　　全球的一体化不仅局限于经济，国家间人文交流也繁荣发展。仅以国际游客数量来看，全球国际游客数量从1995年的5.3亿增加到2015年的12亿。而中国游客数量，从2004年的2885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17亿人次。

　　可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性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趋势。进入数字革命时代以来，各种新技术、创造层出不穷，给未来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但也给经济转型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2001年，连同低收入国家在内，平均每5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拥有一部手机。如今，平均每一个（超过六岁的人）就有一部手机。而网络的普及率，也从2001年的10%左右的人群，增加到如今的50%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机器人的普及，网络金融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如果更多的新科技能够被充分利用到生产领域，必将提高生产率甚至带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在这一方面，中国领先全球。

　　数字时代给高技能工人带来好处，也可能迫使一些低技能工种退出市场。据牛津大学研究推测，在不远的将来，银行信贷员有98%的可能将会被电脑取代；接待员工作有96%的可能会被自动服务程序取代；92%的可能，我们不再需要零售推销员；89%的可能，我们将不再乘坐由司机驾驶的出租车，等等。这些只是推测，能否实现不得而知。然而，从手工作坊到四大发明，从蒸汽机的使用到电力的普及，历史生动地表明，人类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止，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生产革命重塑并催生了新的行业，提高了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然而，数字化趋势对未来发展和就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摩擦也需重视。此外，如何分享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也需要关注和推广。

　　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和应对数字革命带来的经济转型需要。转型总会有一个过程，会出现结构性摩擦，一些人群可能会被时代甩下。我们需要灵活应对、积极管理，在增强社会安全体系的同时，提高教育水平、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和技术提升，促进生产资源快速、有效地重新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行业和部门等，以支持人们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并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当我们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应忽略身边发生的另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在之前已经有过阐述。这会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生产率下降，最终冲击经济增长。例如，亚洲就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这意味着要实现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在变，中国更要变，而且要变得更好更快，才能赶超世界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