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享。任何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无不是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个政党先进与否，就要看其代表哪个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即使西方非政治制度之争的政党竞选，也是看代表了多少选民的利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性质宗旨的要求，也是获得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评价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利益予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最关键的是以何种分配方式进行利益划分。比如，核心价值观上，西方早期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平等很快淡出了呢？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或股份制经济。西方人认为，实现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是能够做到的，但要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则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老板与员工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也永远无法实现平等。而在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阶级剥削，实现人与人的平等，这也是对劳苦大众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出现了错位，结果出现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导致矛盾丛生。

　　习近平的政治观与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正在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上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根底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而共产主义的中继社会主义，也是强调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出现了偏离，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出了问题。习近平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是全方位和立体式的，比如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就是一种调整分配方式的改革，反腐和规范权力，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并且更带有根本性和深层次。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当我们的利益分配深及这样的层次后，一种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注入了执政理念和逻辑。这显然是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所关照的方面。

　　传统一脉。习近平一个重要思想是“两个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他特别强调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能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看问题，尤其不能以当下的标准评价历史。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尤其重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很重要。

　　中国与西方在价值坐标上的重要差异是历史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这其间有骄傲也有屈辱，我们要在历史中获得革命的力量，所以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评价现实更主要的是以历史为主轴和尺度。西方更重视往前看，或者说重视过去更重视未来，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精神力量之源并非来自历史，而是源自宗教信仰与核心价值。仅以宗教信仰为例，我们的多神教强调轮回，因而历史就变得重要，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这是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永恒追求。再看核心价值，西方的核心价值是由思想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我们的核心价值是由党的政治观和执政需要确立起来的。这种差异也决定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西方既然不以政党为主轴，那么谁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都不重要，关键是看还能创造出什么。我们既然是与党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必须维系党的神圣和高尚，因而就必须从多党斗争最后获得胜利者那里找根据，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都是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为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