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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活跃着一大批文人。不仅文武百官大都来自文人，社会名流和士绅也多半出自书香世家和耕读人家。由于传统文化积淀厚重，中国文人特别推崇名誉与节操，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并衍生出许多传诵千年的诗词名句。比如，文天祥在狱中朗吟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于谦誓言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渴不饮盗泉，热不息恶荫”“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古代堪称脊梁的文人虽然很多，但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安禄山那里做过官的唐代诗人王维、投靠乱臣司马颖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于己而诬陷苏东坡的沈括，等等。

　　纵观中国文化艺术史你还会发现，很多写出不朽作品的文人墨客，也常常为时世所不容。比如说柳永，其词作闻名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金主完颜亮读了他关于“东南形胜”的词句后，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当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认为他格调不高，朝廷也不待见，考取进士后又被刷掉了，到头来还是个“白衣卿相”。

　　值得关注的是，文人无行的现象只要一出现，就会遭到舆论抨击，并被写进各种纪实文字中，背上千古恶名。为什么古代诗文中对人才品行的着墨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浓墨重彩？笔者以为，除了文人地位在不同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价值观所致。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管仲背叛公子纠而辅佐齐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贡的疑问时，却是赞许的口吻，并不认为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来自敌对阵营，他们改换门庭的行为算不算变节呢？每当改朝换代之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宁死不为贰臣者毕竟是少数，总有一些文人仓皇失措，寻求自保。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际遇，有人回护宽宥，认为是顺势应时之举；有人痛加挞伐，鉴定为厚颜无耻之尤。

　　原因之二：被评价者知名度所致。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名人，由于备受世人关注，其瑕疵也会暴露无遗。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名人中，宁死不肯失节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渊明、颜真卿、辛弃疾、方孝孺、顾炎武、文天祥、谭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气节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吗？言行有误、节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荡的，又岂独是文人？“此去乱离何日定，向来名节几人全？”在江山易主、与民更始之际，归附新生政权的何止是文人呢？据乾隆时期编纂的《贰臣传》记载，降清的明朝高官多达120多人，文士只有龚鼎孳、钱谦益等几人。

　　原因之三：评价者主观性所致。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总以为作品好的文化艺术家，形象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文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道德审判独独偏向文人，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写到唐伯虎时，曾感叹地说：“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