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中国司法实践中，所谓的案件承办人、负责人、主审人员，往往不过是对整个一套流程最终结果的署名人员，甚至可能是并无决定权的挂名者。

　　近日来，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呼格案的追责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除主审领导另案追究外，其他的27名责任人都仅被处以党纪、行政处罚。这一结果不仅引起了受害人家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遭到了公众的质疑。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追求的究竟是民意的伸张，还是法治的实现？如果说当初冤案的形成，是有关人员滥用权力，无视证据、破坏程序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对这些人员进行追责，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正义”的民意，来无视证据、忽视程序呢？

　　“呼格一案”已经时隔多年，关于侦察、起诉，乃至审判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事实，其实已经相当模糊。即便我们今天确认呼格一案实属冤案，但是究竟在办案人员当中，谁应该负责任，负怎么样的责任，却已经难以查清了。如果以党纪、政规来处理这些办案人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进行法律上尤其是刑法意义上的追责，则未必能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换句话讲，由于时间流逝，证据不存，他们中很多人的确可以幸运地逃脱法律的惩罚。

　　这就是法治，它要求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不能仅仅凭借“民意”“民愤”来宁枉勿纵。疑罪从无，意味着总有罪人会占到法律的便宜，钻法律的空子，这就是法治的代价。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正义地为呼格复仇，那么我们当然要愤怒地拒绝这种裁判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是要追求当年呼格案所没有实现的法治，那么我们就只能严格地就证据、程序来讨论追责是否合理。如果证据、程序没有问题，那么即便有再大的情绪，我们也必须接受它。

　　在近几年错案追究过程当中，民意的裹挟的确让管理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一些时候，为了满足民意，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不得不推出来一两个“负责人”来填坑。但是坦率而言，这种将集体办案的责任归咎于个人的做法并不公平。因为在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中国司法实践中，所谓的案件承办人、负责人、主审人员，往往不过是对整个一套流程最终结果的署名人员，甚至可能是并无决定权的挂名者。

　　当年对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的追责，最后逼得一位办案组负责人含恨自杀，可正是这位负责人当年力排众议留住了佘祥林一命。一位河南的女法官因为枉法裁判锒铛入狱，可这个案件的结果其实是审判委员会从上而下硬压下来的，而且这位女法官还就此向上级进行过多次申诉。

　　在政法机关还缺乏独立责任机制的情况下，“一有冤案发生，就要求有人出来一报还一报”的做法，实际上不是在构建理性的追责机制，而是在不负责任地扔出几个倒霉蛋来让舆论泄愤。如此做法不仅无助于法治的实现，反而更可能会造成政法队伍里人人自危、卸责诿过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严重削弱政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勇气，从而让冤假错案的平反变得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