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姥姥在国营澡堂工作，到孙辈成为“创客”，一家三代人的职业变迁，是万千中国家庭生活的样本——

首都一家

中工网记者 李丹青

　　30后的“姥姥”，在国营的理发浴池服务公司工作，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捧着”饭碗吃。50后的“爸爸妈妈”，先后供职于公立商业储运公司、化工厂和合资企业，赶上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勤奋敬业，干活跟给自己家干一样。80后的他们，是现在中国创业的主力，开始注重工作的精神追求，在创业的赛道上不断冲刺。他们是生活在首都北京平凡的一家三代。

　　一家三代人的职业变迁，反映着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百姓生活的变迁。他们，是万千中国家庭生活的样本。

　　“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195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周年。21岁的曹淑英拿着街道居委会开的工作介绍信，走了半个小时的路，赶往通县当时唯一一家且是公立的“理发浴池”服务公司报到。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理发业也不例外。有理发手艺的丈夫进入国营理发店工作后，得知理发店招家属，就让妻子曹淑英报了名。

　　因为对理发一无所知，刚从事这一行当的曹淑英按照规定，开始从学徒做起，3年出徒，一个月工资18元钱，“那时候买什么都省钱，一斤带鱼才两角多钱。我们家孩子多，买两角钱的肉够吃一顿饭，五角钱的能吃一顿饺子。”

　　学徒一开始的工作是等师傅剪完，给客人洗头和吹风。洗头时，客人穿着大围布，坐在老式铸铁椅子上。身着白大褂工服的曹淑英站在旁边，一手拿肥皂，一手拿一瓶水，边在头发上抹肥皂，边小心翼翼倒水揉搓，以免落到客人身上。慢慢熟悉后，师傅才开始一点点教曹淑英怎么使剪子、推子和刀子。

　　出师后，由于身体原因，单位“照顾”让曹淑英转去了浴池工作。那时候的北京，家家户户都还是平房，居民家没法洗澡。整个通州只有曹淑英所在的浴池能洗澡，方圆60里地的人都只能在这儿洗澡。赶来洗澡的居民经常要排长队，等有柜子腾出来，才能去洗。

　　不论在理发店还是浴池，曹淑英的通勤方式都是走路，要走半个小时赶在早上8点开门前到，晚上要等客人都走了，归置干净才能回家，“在浴池时，白天洗澡的人多，晚上墙上瓷砖都是黄的，得使大铁刷子刷，刷完都10点左右了。”

　　即使家里孩子生病了，曹淑英也得走半个小时到单位请假后再回去。直到退休，她从没迟到过。在当时周围人都在干临时工，曹淑英很是珍惜这份儿正式工作，“为了养家糊口，捧着饭碗吃。”

　　给单位干活跟给自家干一样

　　1978年，插队知青陆续返城，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

　　曹淑英的女儿张玉霞结束插队，被分到通州一商局储运公司，负责发货保管。在当时大家都挣十几元钱时，她的月收入已经有30元了。在这里，她认识了同是插队回来负责消防保卫的刘建军，两个人相知相爱，结为夫妻。

　　“原来那些百货公司都归一商局管，去那儿批货。”回忆过去的单位，张玉霞觉得很像今天的物流公司，刘建军却反复辩解，“那时是供给制，百货公司要去一商局交钱，开单子拿货。”而他们所在的仓库就是提货的地方，露天的，平时用大布罩着，石头墩子枕木码在上面压着。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十多年，直到储运公司的地皮，被改革开放后象征着北京产业发展缩影的东方化工厂所占，他们的正常工作开始被打乱。

　　“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干啥，只知道哪儿钱多去哪儿。”负责收尾工作的张玉霞，因为做事认真被东方化工厂留下，没多久，她又被推荐去工厂的合资公司负责发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外合资企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热潮。得知被推荐去外企时，张玉霞还有点不愿意。外资企业大学生多，她担心自己学历不够，心理压力大。

　　“还得学电脑，上学时没学过拼音，学电脑有困难，只能学五笔，没事就一直练。”新环境不比从前，习惯了蓝色工服的张玉霞，开始化妆穿西装衬衫高跟鞋，不过收入也翻番了，到合资企业能挣900元了。这时候的通勤工具，也从最早的自行车、露天的大卡车班车，发展到小巴车。

　　在张玉霞看来，那时候干活跟给自己家干一样。随后，全国掀起了“下海潮”。张玉霞身边的好多同事从公司离职，自己干。张玉霞羡慕他们懂技术。她经常带女儿刘婷去公司，鼓励她好好学习，“一招鲜吃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