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命运多艰，身上却永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那么，在先生眼中，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理想婚姻？

　　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当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时，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导演黄蜀芹要把《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几句话给她，那就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概括“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意为：每天都有新经历和新感觉）。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