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杜聪又见到了不少到北京寻医问药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很多都是来自河南农村。“曾经就有农民到北京‘托孤’，说他已经快死了，只想把孩子安置好，找到一个好人家领养。”

　为了养“他们”的孩子

　　14年前，当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农村时，并不知道怎样去帮助那些艾滋病感染者。

　　杜聪举例说，接触过一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因为女儿想看彩电，他们家里拿不出几千元去买电视机，就只能去卖血，之后就感染了艾滋病。

　　这是很多艾滋病患者没有现金，又需要现金改善生活的“悲剧”。

　　杜聪说，当时他还在想也许他可以帮助那些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但是当他进村后才发现，他已经去得太晚了。

　　每进入到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他们都会向杜聪“托孤”。“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他现在已经得了艾滋病了，总要为孩子留点东西。他们已经认命了，但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孩子照顾好，他们会更加安心。”

　　很多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孩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生活在艾滋病带来的阴影中，辍学在家。同时，这些孩子的心理状况是比较差的。

　　他们看到父母就在眼前去世，而且自己还受到邻居、同学的歧视，既没有人照顾自己，也没有钱读书。

　　如果孩子再大几岁，很可能就会离乡到外打工。一旦他们流落到大城市，没受过什么教育难找工作，再加上社会歧视，他们可能会对社会有仇恨，他们也容易被人利用，误入歧途。

　　他介绍说，在资助的孩子里边，有九成以上都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但是却同样面临着艾滋病带来的苦境。“我们用相对的一些钱，让他们回去读书，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让他们更加阳光地做人。这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帮助“海星”的杜爸爸

　　有一个寓言，在海滩上，有人问捡海星的孩子：“海星这么多，根本就捡不完，这样做有意义吗?”孩子看着手里的海星说：“对海星而言，有意义。”

　　杜聪说，他愿意“全职”做那个捡海星的人，帮助一个是一个。

　　他告诉记者，从金融高管到全职做慈善实际上并不是很难的决定，因为他当时觉得，如果他半职去做，可能会帮助一百个孩子上学。但一定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全职去做，这样就能帮助两百个孩子上学。

　　此外，他全职是为了曾经对那些艾滋病父母的“承诺”。“最开始，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承诺，为了公益，但肯定不是为了快乐。”

　　那年的杜聪35岁，他从银行高管，一下子变成了艾滋病孤儿的“杜爸爸”。

　　他说，看那时候自己的照片，都是没有笑容的。因为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随着逐渐深入到农村，与艾滋病孤儿接触越来越多，杜聪发现了更多的快乐。“如果你能够发现其中的快乐，你就会留下来。”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基金会帮助的小“海星”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人，其中有些孩子已经考上了大学。

　　“一个开始读小学的孩子，要经过12年的长跑，才能到达大学的门口。在这12年中，他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家里环境的影响，心里叛逆有辍学念头；也可能是他看不到黑板，老师对他偏心；也许是看到别人穿金戴银有诱惑。坚持下去很难。所以，有那么多孩子能撑到最后，不光是钱的问题。”

　　如今的杜聪，已经可以“抽身而退”，从整个项目运营来讲，他可以干些自己的事情。但他希望能够把公益的“种子”植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推动公益的生活化与全民化。

　　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让一个人每天捐二十元很难，但如果智行基金有一个面包店，捐款人每天来买二十元的面包和咖啡，就相对容易，既可以做慈善也可以解决“刚需”。（记者 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