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的论文集《留给回忆》（作家出版社2015年出版）主要是他担任文艺领导时留下的历史印痕，蕴涵着不少文艺思想结晶，弥足珍贵。我们可以看到文艺领导思考了哪些文艺问题？是怎么思考这些文艺问题的？又是怎么落实这些文艺思考的？李冰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创作风格、文学境界、文学创新和文学批评等几个文学的基本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成果颇丰，值得深思和回味。

　　关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李冰尖锐地指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应该感应时代、书写时代，谱写出反映时代的华丽篇章。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李冰在批判一些不良文艺思想倾向的同时敦促广大作家感应时代、书写时代，期盼文学在唤起广大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很深刻的。在文学反映时代上，李冰并不赞同将“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对立起来，认为“反映时代可以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日常叙事。反映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采用宏大叙事当然是不错的选择。”其实，无论是反映时代政治、军事风云，还是描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要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都属宏大叙事。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只要有深度，同样可以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作品。李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界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文学作品缺乏鲜明风格，平庸化、雷同化、浅表化似成顽症，尖锐地提出“文学创作风格都去哪儿了？”在这个基础上，他深刻地指出：“每个作家都应有对风格的追求。”“唯有实现更多作家文学风格的成熟，中国文学才能最终呈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是切中肯綮的。当前，有些作家在艺术创造上将通俗降低为低俗、将希望等同于欲望、将单纯感官娱乐混同于精神快乐，存在艺术境界不够高的倾向。李冰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创作倾向，认为艺术境界存在高下之分，当代作家应“取法乎上”，应追求与时代的变革进步相适应的雄伟宏大的艺术境界。随着中国当代社会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逐渐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李冰敏锐感受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反复强调文学创新，认为“对于文学而言，创新是文学的本质特性，也是文学魅力之所在”。甚至将文学原创力视为文学的生命，认为“没有原创力，文学之树将枯萎”。这是与时俱进的。

　　李冰对文艺批评的把握，也是很到位的。他深刻地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既是镜子，也是灯，既能反映现实，又能照亮现实。”认为文学批评不应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也是对世上真理和价值的探索。李冰看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两相呼应，两相印证，共同完成文学滋润人心、建构文化、推动时代的使命，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会因‘不虞之誉’而增加，也不会因‘求全之毁’而减少”，认为“有益于人心向善，有益于时代向真，有益于文化向美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这可谓抓住了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要害。

　　文艺领导不应该成为一般官员，而要为作家艺术家服好务。文艺理论家周扬不仅强调文艺领导“不能依靠指示办事，主要应靠文艺批评”，而且要求“真正领导一定要是内行”（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文艺领导在非常繁忙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内行相当不易，不仅要深入了解所处时代对文艺的根本要求和当代文艺发展规律，而且要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文艺工作中很好地贯彻落实。李冰在这个方面是很突出的。他既重视发挥老作家的余热，写了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季羡林、巴金、马识途、杨绛、柯岩、雷抒雁、金庸等交往的文情并茂的散文，也重视青年作家的成长，《有定力、接地气、敢出新》《与鲁迅文学院学员谈心》《青年作家应注重修身立德》《对青年批评家的几点希望》等论文都体现了他对青年作家成长的关心。

　　在文艺领导岗位上，李冰的文艺思考是接地气的，触及了不少当代文艺发展症结问题，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