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这场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不断增加的军事行动，让本已复杂的中东局势更显混乱。

　　中东是世界上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冷战期间曾先后爆发过5次中东战争，此外还有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是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本脆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种次生性矛盾相继迸发，由此导致中东冲突与战争层出不穷，并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中东要想走上和平与发展道路，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新出路。

　透视四种类型战争

　　当前，有四种类型的战争正深刻影响中东地区格局。

　　第一，教派冲突导致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内战。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主权国家意识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尤其沙特与伊朗地区影响力凸显，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教派构成复杂，有人说，共有47个种族和教派。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该国教派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什叶派背景的巴沙尔政府得到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力挺；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由此使叙利亚危机日趋演变为持续数年的血腥内战。截至去年底，在叙利亚肆虐的“伊斯兰国”被完全击溃，持续数年的叙利亚内战首次出现明显降温态势。不过，因外部势力竞相插手，且各方立场和诉求各异，叙利亚危机看似缓解，实则新一轮博弈才刚刚开始。

　　第二，争夺地区领导权的也门战争。中东地区国家林立，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沙特是世界最大产油国，同时是“两大圣寺监护者”，加之有沙美特殊关系做后盾，沙特在中东的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凭借“福利换稳定”，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沙特将“遏制伊朗”及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核心目标。也门战争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2011年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后，因新总统哈迪控局能力有限，原来盘踞在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乘机南下，2015年年初占领首都萨那，此后继续向南。沙特将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扩张，视同伊朗势力扩张。2015年3月26日，沙特直接出兵也门，军事打击胡塞武装。截至去年年底，也门战事仍是胶着状态。胡塞武装频频越境袭击沙特的村庄和城市，还多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导弹，令沙特朝野震惊。目前也门战场仍在拉锯，前景充满变数。

　　第三，恐怖主义导致的反恐战争。中东是极端恐怖势力高发地带。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基地”组织原本已经元气大伤，但借这场地区危机渐渐东山再起。2014年6月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谋求封疆裂土，建立“哈里发国”，成为中东极端恐怖势力的新领头羊。中东极端恐怖势力肆虐，尤其是“伊斯兰国”兴起，使恐怖与反恐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美国、俄罗斯、沙特分别牵头组建了自己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全面围剿，“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均遭受重挫。去年11月21日，伊朗与伊拉克同时宣布，“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中东反恐取得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根除，中东国家仍面临恐怖威胁，反恐战争短期不会停歇。

　　第四，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战争。库尔德人是人口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东第四大民族，但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一直谋求民族独立，但苦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始终难以形成气候。2011年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库尔德人独立迎来百年不遇“良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乘政府军收缩，实行高度自治，并建立了“人民保护部队”（YPG），借打击“伊斯兰国”不断发展壮大。据报道，“人民保护部队”约有4～5万人（一说1～2万人），得到美国全力支持，俨然成为一方诸侯。在伊拉克，库区政府早已高度自治，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扩大地盘，库区政府控制区扩大40%，库区武装从10万人增至40万人，库尔德独立运动增强。去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区政府强行举行独立公投，并以92%的高票获得通过。库尔德武装不断壮大，及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令两伊、叙利亚及土耳其四个“利益相关方”高度紧张。伊拉克政府一再强调公投违法，并直接出兵占领了基尔库克等库区政府控制区，使公投无疾而终。在地区国家中，土耳其反应最强烈，为防止引发连锁效应，土在公投前举行军演，还威胁要阻断库尔德人对外输送原油路径，以阻遏其独立势头；在叙利亚，土更是将政策重点从“巴沙尔下台”转向遏制库尔德武装壮大。1月20日的“橄榄枝行动”越境空袭叙境内153个库尔德武装目标，甚至轰炸了美国为库尔德运输物资的明尼格机场，随后向该地区库尔德武装发动地面进攻。从长远看，库尔德独立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这意味着反分裂战争也将继续。

溯源三大传统矛盾

　　从表层看，当前中东战乱不断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极端恐怖主义；二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野造成的教派冲突；三是由民族混居与跨界民族造成的民族分离运动。不过，从深层看导致中东战乱不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中东国家内耗不止。中东地缘版图是西方殖民统治者人为制造的结果。一战爆发后，因奥斯曼帝国站到德国、奥匈帝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矢志将奥斯曼帝国肢解。1915—1916年期间，英国官员与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达成秘密协议：阿拉伯人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英国则答应战后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英国很快背信弃义，与法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秘密瓜分了阿拉伯世界。战后，英法正是依据上述秘密协定，以“委任统治”方式肢解中东地缘版图。阿拉伯民族原本有潜质成为世界性大国，却被最终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此外，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引发阿以多次爆发战争，阿拉伯统一事业因此功败垂成。

　　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中东形成复杂均势状态。阿拉伯世界各国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唯恐局势不利于自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的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鼎盛时期，曾经武装干涉也门内政；伊拉克实力强大时，1990年曾武力吞并科威特；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影响力上升，随后便在2015年武力入侵也门。但由于这些地区强国均没有足够实力塑造战争成果，因此最终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其次，中东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民众“穷则思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东战乱不断，表面看是政治和社会领域问题，实则是发展滞后造成的。伊斯兰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贸易立国”贯穿全部历史。但在工业化时代，缺乏工业化导致中东经济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据世界银行估计，自1960—199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随着一些中东国家当权者服务对象由民众转向精英，国家权力便成为少数当权者牟利工具，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越发严重。许多穆斯林丧失了依靠自身摆脱困境的信心，陷入无助、绝望和极端情绪之中。“伊斯兰国”就是这种反全球化力量的产物和体现。

　　再次，外部霸权干涉导致中东“失败国家”增多，“次生性灾难”层出不穷。中东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外部大国利益争夺的主战场。加之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缺乏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中东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中东。在中东地区，外部霸权干涉已成家常便饭。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

　　长年战乱冲突，给中东地区带来多重负面影响。首先，中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挤占了原本用于发展和民生的开支，中东国家日趋偏离经济发展的主航道。另一方面，安全形势恶化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中东国家日趋陷入“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其次，中东弱国和小国沦为地缘博弈牺牲品，一些国家出现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阿拉伯世界“鹬蚌相争”，导致“仇快亲痛”。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频频上演“兄弟阋于墙”的场景，使自身两败俱伤，同时也使以色列和美国等异己力量从中获益。尤其去年11月特朗普同意将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使以色列腰杆更硬，巴以实现“和平”几乎不可能。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塑造有利于西方的“新中东”。尤其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西方乘机推波助澜，并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同时在叙利亚策动“代理人战争”，使叙利亚陷入持续多年的内战。从安全角度看，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就是保护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美国能源自给度提升，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动力从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低价流出”转向向中东国家兜售军火。换言之，只有中东保持战争与冲突状态，美国军火商才能大获其利。因此，当前中东陷入“可控混乱”，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实现。

寻找由乱到治新出路

　　事实表明，中东长期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家体系，最终结果是地缘破碎、经济依附、政局动荡，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中东要想实现浴火重生必须调整战略方向，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潜在的新出路。

　　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东由乱向治提供了新选择。从政治和外交上看，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欺凌，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法宝。近年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一直主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政治解决地区争端，支持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

　　当前，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在其他国家看来显然是个“填补真空”的好机会。但在中国看来，“权力真空”及“填补真空”等说法，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中国自觉将中国定位为中东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明确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这与西方沿袭了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客观上成为中东稳定与发展的“正能量”。

　　突出“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促稳定，最终目标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发展优先”，通过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发展优先”理念的政策折射。中国“发展优先”理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赢者通吃、制造新的“中心—边缘”秩序，而是倡导“正确义利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动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发展优先”和“正确义利观”理念的政策体现，也是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中国的“发展优先”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处在世界商业路线和新的世界商业中心的地区，才可能成为资本投资的热土。曾几何时，伊斯兰世界因雄踞东西方贸易陆路通道，经济高度繁荣。随着近代美洲大陆的发现，世界经济中心日趋从陆路转向海路，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伊斯兰世界不再是新的商业路线必经之地，也不是世界商业中心，失去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后，伊斯兰世界经济日趋边缘化。换言之，伊斯兰世界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具有很强的正比例关系。而“一带一路”实际是重启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无论陆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路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东都是必经之地。这使伊斯兰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尤其当前，中东正处在冲突与动荡不断、各种矛盾迸发的困难时期，武力反恐、政体改革等举措都是“扬汤止沸”，唯有加快经济发展才是固本强基之举。习主席2016年1月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说得非常清楚：“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东国家意愿，有助于构建和谐与稳定的“新中东”。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