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学理支撑
袁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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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7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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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良好局面,逐渐形成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正确义利观及国家总体安全观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并创造性地展开了“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建设、丝路基金设立等重大外交实践。对这些思想、理念和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概括,进而形成持久支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前学术理论界的重大课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大国,二是中国特色。这表明,随着迅速发展的中国逐渐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国际政治舞台前沿以及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需要我们从变化了的身份、角色、地位,也就是从大国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利益界定、战略规划,形成具有大国风格和大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大国关系理论为例,有段时间在谈及中美关系前景时,一些学者往往陷入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但实际上,简单得出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走向冲突的结论,以一种历史宿命论的方式将中美关系引入一场全面的竞争博弈中,其立意消极、取向负面,用以指导实践更是行不通。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呈现出与以往大国关系不一样的特色,简单套用西方大国关系理论来解析中美关系的未来必然会漏洞百出或者走进死胡同。对此,中国学者应拿出自己的大国关系理论框架,使之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意义,更具有世界影响。
近年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论成果,对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看到,目前许多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仍停留在对一些理念、方针的阐释上,从深层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行理论探讨者还不多。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量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亟待寻求破解之道,由此又凸显出基础知识积累和战略思维不足的短板。比如,涉及“一带一路”相关区域的国别研究,涉及东海、南海的国际法、历史档案研究,涉及“走出去”战略的中东、非洲、拉美研究及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以及其他如气候变化、能源、极地、金融、非政府组织、民族宗教、反恐等方面的研究,都还满足不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求。
当然,夯实理论基础、提供智力支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它需要国家的重视和投入。目前来看,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空前,建成了很多新型智库、国别研究基地等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如何防止智库建设的急功近利倾向,解决有“库”无“智”的状况,也是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要将政策和资金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益智”成果,还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提供动力,使研究人员能够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本身也需要耐得住寂寞,既把学问做深、又把立场站稳。毕竟,那些能够切实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提供智力支持的理论成果,必须经过深入思考和反复打磨,绝不可能是“快餐”和“炒冷饭”式的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在丰富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发展,进行既前瞻又务实的理论建设,形成自己的基本架构,整合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努力增强国际影响,提高国际话语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大国,二是中国特色。这表明,随着迅速发展的中国逐渐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国际政治舞台前沿以及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需要我们从变化了的身份、角色、地位,也就是从大国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利益界定、战略规划,形成具有大国风格和大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大国关系理论为例,有段时间在谈及中美关系前景时,一些学者往往陷入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但实际上,简单得出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走向冲突的结论,以一种历史宿命论的方式将中美关系引入一场全面的竞争博弈中,其立意消极、取向负面,用以指导实践更是行不通。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呈现出与以往大国关系不一样的特色,简单套用西方大国关系理论来解析中美关系的未来必然会漏洞百出或者走进死胡同。对此,中国学者应拿出自己的大国关系理论框架,使之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意义,更具有世界影响。
近年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论成果,对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看到,目前许多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仍停留在对一些理念、方针的阐释上,从深层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行理论探讨者还不多。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量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亟待寻求破解之道,由此又凸显出基础知识积累和战略思维不足的短板。比如,涉及“一带一路”相关区域的国别研究,涉及东海、南海的国际法、历史档案研究,涉及“走出去”战略的中东、非洲、拉美研究及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以及其他如气候变化、能源、极地、金融、非政府组织、民族宗教、反恐等方面的研究,都还满足不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求。
当然,夯实理论基础、提供智力支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它需要国家的重视和投入。目前来看,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空前,建成了很多新型智库、国别研究基地等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如何防止智库建设的急功近利倾向,解决有“库”无“智”的状况,也是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要将政策和资金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益智”成果,还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提供动力,使研究人员能够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本身也需要耐得住寂寞,既把学问做深、又把立场站稳。毕竟,那些能够切实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提供智力支持的理论成果,必须经过深入思考和反复打磨,绝不可能是“快餐”和“炒冷饭”式的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在丰富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发展,进行既前瞻又务实的理论建设,形成自己的基本架构,整合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努力增强国际影响,提高国际话语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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