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但完整翻译西方哲学原著的起步则晚得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贺麟成立“西洋哲学编译会”，才计划系统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最初译出四种：贺麟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谢幼伟译鲁一士的《忠之哲学》、樊星南译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鲁一士是美国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而斯宾诺莎对黑格尔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批译著都与黑格尔哲学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几乎同步：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完工时，黑格尔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也被译成中文。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哲学界有“扬康（德）抑黑（格尔）”的意见。它虽未充分表达，却代表了一种流行的情绪，结果似乎是康德走红、黑格尔受冷落。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的由来。比如，由于长期以来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化、公式化，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黑格尔语言晦涩难懂，但思想体系易于掌握；再如，觉得康德思想体系大有值得深究之处，可与现代西方哲学直接联通；又如，认为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感到“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等等。从学理上说，康德固然重要，但没有必要在他与黑格尔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黑格尔哲学都是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

　　从西方哲学看。两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哲学界就有人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归于黑格尔，但很快发现那不过是没有文本依据的误解和曲解。有感于研读黑格尔著作的重要，英美哲学界相继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展开了集中、重点研究。而在德国和法国，黑格尔研究从来都是“哲学重镇”和“文化堡垒”。德法和英美的黑格尔研究各有特点：德国人对文献有执着的考证，按其唯心论传统对各种思想观点的来源、关联和辐射加以缜密研究；法国哲学家按照文化潮流、社会需要和学派立场，从黑格尔著作中引申出自我主张；英美哲学家对黑格尔的代表性著作进行析义辨理，深入分析其论证结构、层次和步骤，把辩证法的思辨还原为历史经验的实在。这三种倾向相互影响：英美哲学家注意吸收德国的考证新成果，而德法研究者也自觉运用分析法重构黑格尔的论证方式。

　　从中国哲学看。黑格尔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过尖刻的评论，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者难以接受。事实上，康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康德和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是对伏尔泰、魁奈等人的反动。他们的否定和那些“中国之友”的肯定，均不完全符合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如果理性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出现的“深刻的片面”，比较全面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障碍就会变成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桥梁。在这方面，上一代新儒家和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比如，牟宗三把“物自体—现象”之学作为哲学的一般框架，试图建立超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又如，贺麟在近代唯心论的框架里，梳理出陆王心学与德国唯心论相互平行、相互对应的思路；再如，张世英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启发，撰写《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一书，讴歌中华文化精神自我觉醒的历程；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一般把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并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来源，这一说法并不准确。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受费尔巴哈影响，但在与这个学派决裂后，就与费尔巴哈基本无涉。另一方面，随着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人们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环境中，马克思却宣称“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忽视了马克思的这句话，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又启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在同第二国际的论战中，列宁和葛兰西等在马克思著作中阐发出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要素。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献中黑格尔著作的检索量，便可以了解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得益于马恩全集的中译，也得益于黑格尔著作的中译。如果说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和多年前出版的黑格尔译作相对应，那么，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则与正在进行的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中译版相对应，而精粹的马恩文集则与黑格尔著作理论版的中译版相对应。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20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囊括了黑格尔的重要著述；虽然大部分以前已翻译出版，但这一版依据统一的德文理论版翻译，可避免过去译本因版本不同所产生的缺陷，为我们学习研究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套难得的基础性文本。（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