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明白通识教育的真谛，不是培养知识学意义上的全人，而是培养合格的国民。

　　近来，通识教育再度成为热词，但其宗旨仍未被充分展开。围绕着相关问题，人们时常进行冗长的争论，以至于旁观者愈发感到困惑。

　　按照通常的理解，通识教育似乎意味着带领学生“博览古今”，最终使后者“胸中怀百家之言”。然而，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已不可行。且不说浩如烟海的当代文献，单纯阅读孔子、老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留下来的经典，就足以耗尽人的大半生；就算你整日头悬梁锥刺股，也无法学贯中西，难以成为移动的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告别知识论的视角，继续追问通识教育尚待展开的真谛。

　　说到这里，不能不对通识教育进行名实之辩。究其来历，它可谓舶来品。源自西方，辗转传入中国。在观念的旅游中，历经多次传译。经过复杂的概念博弈，现有译名不足以表达其本义：它原本始自古希腊，原意为自由人教育。要还原这个被忽略已久的内涵，就必须回顾它所属的历史背景。

　　经过公元前594到前509年的一系列改革，雅典在伯里科利时代进入民主实践全盛期。在此期间，它实行轮流执政的制度，每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官、公民大会成员、陪审员。这需要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意味着自己是自己行动的原因。这正是最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于是，自由教育诞生了。据说，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概念的是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他提出：“应当有一种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那么，何为自由而高尚的情操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公民的德性既在于能出色地统治，又体面地受制于人。”此处，统治指的是“自由人对同自己出身一样的人的统治”，“其统治者必须学习受人统治”。显然，要掌握这种统治而又被统治的技艺，受教育者就必须同时拥有独立思考（主要是推理）、平等对话（包括辩论）、友好协商的能力。在其本人的教育实践中，他特别强调推理和表达，并专门为此开设了逻辑学和修辞学课程。

　　不难看出，亚里斯多德眼中的自由教育属于国民文化。这是对此前教育实践的总结：在古希腊实现民主之后，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曾被推举为最为重要的自由三艺，其地位高于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此三艺都事关国民的基本素质。逻辑学的核心是推理，推理能力意味着个体可以自我引导，并因而从外在权威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修辞学使人掌握论辩（说服）的艺术，令其可以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语法学让公民能够清晰地自我表达。由此而培养的是国民文化意义上的全人。后世西方虽然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但自由三艺却延续下来，构成了通识教育的内核。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明白通识教育的真谛。不是培养知识学意义上的全人，而是培养合格的国民。以此为尺度，当下通识教育的欠缺便清晰可见。延续了以灌输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过于强调对百家之言的掌握，忽略了方法论维度的培养。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即使在掌握了大量知识以后，学生的推理能力、协商能力、言说能力依然孱弱。在面对较复杂的问题时，他们或者喜欢独断，或者习惯于盲从权威，而不善于进行细致的推理、严密的表达、耐心的对话。如果延续这种趋势，公民文化的建构必然被延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学维度的进步充满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民文化已经势在必行。在这种大背景下，敞开通识教育的真谛，强化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等自由三艺的学习，其意义莫大焉。（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