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所开拓的理论视野，拙著《德礼之间》试图进一步发掘前哲学时期思想史的内容和特质，探讨诸子时期哲学突破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如果说这部小书有什么创获的话，那就是阐明了德是前轴心时期或前哲学时期思想史最为重要和支配性的主题，同时也展现出一种从“德礼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思想史问题的研究方法；进而把绵延于殷周之际和春秋战国之交两条重要历史分界线之间的思想史特征概括为“德的时代”，其与诸子哲学开启的“道的时代”形成鲜明对照。

　　为什么说文化史上的前轴心时期、思想史上的前诸子时期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德”，而不是所谓的“天命神学”呢？笔者的看法是，“德”是前哲学时期思想世界的轴心，支配着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伦理与精神气质等方面的思想及其话语，几乎统摄一切。西周以来的哲人虽然热衷于谈论天命，但他们所说的“天命”不同于殷商时代的“命”，前者依据具有更多人文意味的“德”，而后者仅仅是不可解释的宿命。也就是说，周人的意识很明确：天命转移的根据就是“德”。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殷周之际的转折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德”与“无德”之间的兴亡。

　　为什么说从研究方法上看“德礼之间”的互动是探讨前哲学时期思想史的钥匙抑或津梁呢？从世界文明史视野分析，古礼最能表现早期文明的特色，因而最为重要、最为独特。郭沫若曾说，礼的背后有一个精神力量在推动，那就是“德”。如果说“礼是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那么“德”就是无所不在的思想因素和精神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就是“礼”建构于其中的思想空间和思想世界。“德”与“礼”的交互性和匹配关系促使我们沿着“礼”的脉络探寻“德”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将前轴心时期文化、前哲学时期思想称为“德礼体系”的重要原因。例如，“分封子弟建诸侯”的宗法封建制度乃是周礼的核心，而所谓“建侯”其实就是“建德”。更重要的是，西周推崇德政，怀柔远人，曾经有力推动了西周政治版图的扩张，迅速改变了周初方国林立（所谓“天下万国”）的政治生态。而在“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春秋时期，强韧的“德”不仅是维系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也是促进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中华民族雏形之形成和中国意识之萌发都离不开“德”的濡染。前轴心时期留下的重要政治文化和思想遗产，迥异乎西方政治演进史上“逢强必霸”的历史规律。西方世界之所以对当代中国和平崛起满怀狐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西方学者探讨哲学开端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依据“从宗教到哲学的发展”进行思考。张光直、李泽厚、余敦康、陈来等学者则很重视“巫史传统”，认为那是中国文化的根柢和中国思想的渊薮，不少学人靡然而从。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前哲学时期思想史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发育、发展已相当充分，早已摆脱了原始形态的宗教观念之影响，“祝宗卜史”并不在文化大传统中占据显赫地位，“神道设教”只是精神文化内在转向的表面象征而已。笔者发现，中国前哲学时期的哲人用“德”的语词和话语转写了更早时期的原始宗教之经验和观念，同时予后者以深刻的精神洗礼，使其脱胎换骨。无论如何，前轴心时期的文化、前哲学时期的思想不应该概括为原始宗教或巫史传统，更不能还原为原始宗教或巫史传统。

　　当制度设施层面的“礼崩乐坏”和学术思想“古之道术为天下裂”愈演愈烈、愈来愈不可救药之时，“德的时代”就行将落幕，而新的时代必将脱颖而出。诸子百家的哲学思考在前哲学思想世界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启了“道的时代”。前哲学时期酝酿发展并馈赠于后世的“德”，哲学时代诸子百家追寻的“道”，都具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可以作为思想史和哲学史分期的参照系。如果再考虑到宋明以来新儒家反复玩味的“理”，那么我们能否尝试以“德的时代”、“道的时代”和“理的时代”把握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而不必再拘泥于种种刻板的历史分期？而且，将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概括为“讲道德”、“讲道理”的学问，似乎也饶有趣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