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庄，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高排乡西北（现为坪坑村归庄小组），西与晓龙乡毗邻。两乡交界处有一山，名曰天门嶂。天门嶂海拔725.1米，直立高耸，宛如屏障。80余年前，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天门嶂上，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进行过极为惨烈的战斗，当年留下的战壕纵横交错，至今清晰可辨。这场战斗结束后，留守赣南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及红军大部撤离了江西境内，因此它被认为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血战，史称“天门嶂血战”。党的早期杰出的青年运动家、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央红军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贺昌1906年出生在“山陕通衢，晋西重镇”的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他天资聪颖，早在十几岁就崭露头角，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曾被派到江西安源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人运动，负责编辑《安源旬刊》。他是数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亲历者，曾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广东潮汕；在湖南工作时，与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发动平江起义；巡视两广期间，指导帮助发动百色起义。他是县委书记的模范，曾任兴国县委书记，在整顿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扩红任务上树立了标杆。他是红军政治工作的能手，协助王稼祥开展红军政治工作，积极筹备并开好有影响力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口号。他一生短暂而伟大，有着过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1935年牺牲时，年仅29岁。

　　1934年的秋季，中央苏区比往年显得愈加萧瑟冷清，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踏上向西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根据中央指示，留守这里的红军将士迅速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中央苏区游击战争。贺昌因腿伤未愈，不能远征，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主力红军撤走后，苏区的防守力量十分薄弱，仅剩下武装力量1.6万人，伤员3万人。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从北、东、西三面进攻，苏区面积日减，最后仅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的“三角地区”。面对四面合围的严峻态势，原定的死守根据地的方针，非但没有扭转局势，反而让留守红军陷入困境。物资和经费匮乏，武器弹药和人员补给困难，红军力量损失严重。留守分局多次电报请示中央，因中央在长征途中而一直得不到中央的最新指示。更加糟糕的是，与湘赣、赣东北等地的联系很快也彻底断绝了。

　　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抽调重兵从于都、会昌两头挺进，企图将留守红军一鼓聚歼。贺昌等人敏锐意识到只有突围才能赢得一线生机。项英、陈毅、贺昌等迅速率领军区机关和部队由黄龙井塘村转移到禾丰地区。2月5日，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由中央书记处发来，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几天后贺昌等人看到电报时万分激动，感到中央的指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立即组织开会传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将留守苏区的人员和武装力量兵分九路，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各路突围从2月底开始，因陈毅、贺昌等人是最后一路，突围时间已延期至3月上旬。为便于行军，贺昌等人将所率部队编为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出发前，贺昌扶着摔伤的右腿，向突围的红军战士作最后的动员。他语调低沉而不失激励地说：“同志们，2月28日，我们收到中央的来电，英勇的中央红军已经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也为我们今后开展斗争作出了指示。当前，我们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形势相当严峻。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百倍的决心和勇气，同敌人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3月9日下午3时，贺昌、周建屏等人将突围部队集合完毕。这时枪声四起，形势危急，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行突围，率领部队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山林间迅速行进。第二天早晨进入晓龙乡境内。天刚刚亮，正在抢渡濂江（安远河）的部队，就被预伏在岸上的敌人发现，遭到包围阻击。贺昌强忍伤痛，率领队伍且战且走，突围出去。突围中部队被打散，伤亡过半，贺昌重新聚拢队伍，继续前进。

　　贺昌率军突围至归庄时，又重新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如潮水般疯狂扑来，身负重伤的他，一面组织部队凭借地形向敌人反击，一面咬着牙拼命射击敌人。眼看子弹快要用光了，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他宁死也不当俘虏，用尽全身力气，高喊“红军万岁”，举起枪将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胸膛，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