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虽以“打倒孔家店”为目标，但攻击的还是儒家的礼教伦理，对“仁”的人文与道德价值少有触碰。

　　90多年来对五四运动的争论极多，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个常识，但广义的五四运动如何定义，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总之指的是这一天的前后若干年中，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的文化、思想运动，也有学者认为包括社会和政治运动。时间跨度认识也不统一，最早有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算起的，最晚有算至1926年北伐的。胡适认为五四运动，主要指1917年文学革命到1923科学与玄学论争几年间发生的新思想运动。

　　今人一说起五四运动，大多把它看作一场启蒙运动，看重的是它的新，即对西方思想的全盘接受，看到的是它的“打倒孔家店”，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摧毁。但胡适一直坚称五四运动应被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谈到五四时他说：“由于接触了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他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胡适说文艺复兴，强调的还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革新而非摧毁。而启蒙运动的提法，更为看重的是这场运动的政治意味。

　　五四运动前，构成中国人价值与意义世界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中一直有两大价值体系，一个以“仁”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它蕴含了人对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理解；一个是以“礼”为中心的宗法伦理，它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儒家遭遇的危机，主要是它强调等级尊卑、人格依附的宗法伦理，这对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是个大问题。明清的儒家对此早有各种反思，“以理杀人”便是戴震提出的。在维新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对礼教的三纲之论有过批判，对儒家的大致态度是“存仁去礼”的思想。

　　康有为提出，对儒家“仁”的人文精神和对“礼”的宗法伦理要区别对待。谭嗣同在《仁学》中，将“仁”解释为平等、大同，而对礼教的三纲持否定态度，这成为后来五四批判儒家的一个思想源头。梁启超对儒学变革更有明确主张，他将儒家思想分为“道德”和“伦理”两大系统，认为道德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是一种普适和永恒的价值，而社会伦理会随时势而变。比如君王或一夫多妻的伦理会随时代改变，但忠爱之类的道德古今是一样的。儒家的这种改良论，成为五四彻底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资源，但却故意模糊和忽略了儒家“仁学”这一人文思想体系。

　　五四运动虽以“打倒孔家店”为目标，但攻击的还是儒家的礼教伦理，对“仁”的人文与道德价值少有触碰。他们的态度虽激进，但采取的策略无非是将“礼教”和“孔教”混为一体，避而不谈“仁学”这一价值体系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这种情绪化的批判方法被一代代误读，便成了否定儒家全部思想的理由。杜维明在言及五四时指出，五四知识分子之所以“用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为的是寻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所以他们会把娶妾、缠足、鸦片讽喻为国粹，把自私、愚昧、庸俗、陈腐等社会中的奴性心态概括为国民性，丑化中国文化的目的，还是为了强调重塑国民性的重要。虽然这么做，落下了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嫌疑。

　　比如五四思想者，虽然一直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对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少有批评。在林琴南指责北大“铲伦常”时，蔡元培还做过辩解，认为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了外，其余诸伦与五常都有普适的道德价值。蔡元培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李大钊在谈到国民修养时，有过同样主张。胡适更是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与康德的绝对律令相比。激进的陈独秀，也主张对三纲伦理进行伦理和德性的区别，他认为“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 陈独秀公开承认过儒家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

　　细细研究五四启蒙者的思想很有意思，其实他们大多在以儒家的价值观和理想在批判儒家，体现的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强调对政治的远离。林毓生认为“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精神。”

　　他们在激进反孔的同时，对儒家仁学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种认同的姿态。余英时也有过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会真正热心回应的，只有在他们自己传统里产生回响的那些价值和理念。”杜维明认为五四运动“其结果对孔孟之道的精义不无厘清的积极作用”，它“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至于五四运动为何会给大家留下全盘否定儒家的印象呢？其实，和袁世凯、张勋当年利用儒教搞复辟有关。在检省五四对儒家的激进时，陈独秀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很有意味：“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张十分，社会的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五分，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原来激进的姿态，是为了让当年儒家知识分子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哪知从此儒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就被一棍子打死了，至今也没翻过身来。（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