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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视节目怎么了?
曹可凡
//m.auribault.com 2016-03-10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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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业搞收视率排名,实际上还是一点点凿开了电视人的底线——节目排名与数据成了第一位,价值和引导反而抛在了身后。当电视台将所有资源倾尽于真人秀之上,这是怎样的一场豪赌?几乎是饮鸩止渴。

  娱乐节目、真人秀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但它对媒体影响力的提升、社会价值导向的引领始终是有限的。在电视媒体生态动荡之时,坚持新闻立台,才能坚持住电视媒体的阵地。

  在未来新媒体崛起、强大的时候,能创造内容的主持人,依然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今天是电视媒体最好的时代。轻触遥控器,我们能看到的节目数量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制作规模和投入亦是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也有人说,这是电视媒体最坏的时代。当前中国的电视节目,少了原创的动力与精神,多了急功近利的浮躁。

  谈论今天的电视节目,我们无法回避那些显而易见的弊端与倒退——大量电视台沦为真人秀台,节目制作成本居高不下,一味追求娱乐的节目罔顾价值取向的做法,泛滥成灾。一些电视从业者缺乏潜心钻研的决心,主持人更从电视节目中被边缘化、空洞化。

  一些弊端:当电视台变成真人秀台

  讨论当下的电视行业,不能不谈真人秀。自2011年,这一较为新鲜的节目类型开始井喷式地发展,到今天,观众能看到的真人秀多如牛毛。具体到数据,更是不容小觑:2015年,共有215档真人秀问世,以一档节目12期计算,一年365天,至少每天看7集才能看完(据《腾讯2015娱乐白皮书》);而在2016年的招商季,外界对真人秀数量的预测更达到了400档。毫无疑问,真人秀已是今天中国电视荧屏最重要的节目类型之一。

  作为电视从业人员,我也看真人秀。必须承认,这两年的确有一些比较出众的作品,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系列,我看得津津有味,有文化的传承,也有现实的教育关怀。但更多的时候,我目睹的是真人秀的乱象,是行业的悲哀。

  比如,这么繁荣的真人秀市场,有多少节目是我们的原创?很少。目前电视行业普遍比较急功近利,不愿意沉下心好好做节目。好一点的制作方,跑遍全世界买版权。差一点的,就直接照搬抄袭。这种简易复制获得的成功,让电视人缺乏原创精神与试错的机会。要知道,没有积累,没有磨砺,怎么可能有好作品?永远在复制别人的东西,节目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比如,我们看到的真人秀,真的真实吗?追根溯源地说,娱乐的本质是爱和情怀,真人秀(Reality Show)从字面上阐释,也是真实展示之意。但目之所及,娱乐鲜少传递爱和情怀,真人秀更丢失了本真——虚构的剧本往往铺陈了各类为博取收视率而突破底线的桥段,后期剪辑甚至夸大嘉宾之间的互动,消费明星的隐私与生活。如此一来,娱乐不再是娱乐,真人秀也不再是真人秀了。

  比如,观众真的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真人秀吗?打开电视,同题材撞车的真人秀络绎不绝,一档节目火了,类似的节目就扎堆而上,但真正取得好成绩的并不多。为了收视率排名,有的频道几乎是全日无限制地重播真人秀。同样一道菜,变着花样吃上好几天,能不腻吗?这不仅是加速消耗真人秀节目自身的生命周期,也让新闻、文化、科教节目的空间遭到碾压,卫星频道几乎沦为“真人秀台”。

  比如,真人秀的制作成本,是不是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现在制作一档真人秀,花费动辄上亿,几乎与拍一部影视大片相当,但这些钱的花法却让人瞠目结舌——除了常规制作费用之外,明星片酬占了大头,外国模式方索取的版权费更成了隐形“炸弹”。这两年,外方大幅度提高版权费的新闻不在少数,价格从过去的几百万元猛增至上亿元,让创作者与播出平台腹背受敌,难以应对。要知道,有的频道一年的运营费用也达不到亿元级别,当电视台将所有资源倾尽于真人秀之上,这是怎样的一场豪赌?几乎是饮鸩止渴!

  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的引导上,我们的真人秀到底做了什么?现在有种怪现象,“越烂越有利,越骂越赚钱”。有些节目干脆将艺人的劣迹作为炫耀的谈资,毫无底线。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收视率。过去这二十多年,电视业搞收视率排名,看起来似乎是无伤大雅,但实际上还是一点点凿开了电视人的底线,凿出了一条泛娱乐化的路子——对于节目来说,排名与数据成了第一位,价值和引导反而被抛在了身后。为了收视率,节目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对赌、造假,堂而皇之地将一些低俗的真人秀包装成“收视热门”。

  对于电视行业,我们时常追问,未来还有哪些进步空间?可是看着真人秀,我想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到底退步了多少!

  一种退化:当主持人逐渐缺位

  最近几年,我时常被问到:主持人离职的现象,你怎么看?

  这让我不得不回头审视,这些年,我曾与多少同行挥手告别。记得我第一次跟同行讨论主持人离职现象,是2014年采访水均益时。当时网上盛传央视主播张宏民、李瑞英可能离职《新闻联播》,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惊讶,也很伤感。后来的日子,类似传闻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也成真了,比如张泉灵、郎永淳。

  我相信离开这个行业的主持人,各有各的理由。很多人愿意将主持人的离开归于收入或是单位内部恩怨,但我认为这不是主流。我认识的一些主持人,他们想要做些新的事情,但受到某些体制、规则的制约,只有离职一途;还有一些主持人有了职业倦怠感,希望开创新的领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主持人的生存环境在变化,但我相信,观众记住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智慧,比如白岩松,我们难忘他在主持中传递的“中国好思想”。但是今天,一方面,适合好的节目主持人发挥作用的节目平台不多。另一方面,在大量娱乐节目中,电视主持人这个职业不是强化了,而是越来越不受待见,越来越边缘化,主持人自己也要反思。一些主持人为了给人留下印象,往往不惜插科打诨、言语出位。另一些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的身影从台中变到侧幕,从主要变为次要,甚至有的节目都不再需要主持人,部分真人秀只需要主持人在侧幕报幕、插播广告。制作方用演员、歌手来主持,希望给观众一些新鲜感。然而,新鲜感过了之后怎么办?观众感受到的难道不是优秀主持人的缺位吗?

  从业近三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主持人被边缘化。它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而是一个渐进的变化。与很多同行交流,我发现他们都处在一种赋闲或半赋闲的状态,这个职业的未来让他们感到困惑和迷茫。有一次我看新闻,连白岩松在被问到会否从央视离职时,他的回答也是“有预感不会在央视退休”。当时我被这句话吓到了。白岩松年龄比我小,但他在我眼中,一直是事业和人生的标杆,从《可凡倾听》开播,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他说这句话,未必说明他想离开央视,但相信主持人的频频离职,对他也会产生震动和冲击。如果有一天,像他这样坚如磐石的从业者也离开了,我只能用失望这个词来形容。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觉得主持人的离开和新媒体的飞跃、传统媒体的滑坡有关,是一种时代进步必须忍受的阵痛。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主持人自身也要反思——在被边缘化的同时,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要做一些什么?在未来新媒体崛起、强大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这一点,在我去年采访敬一丹时感触格外深刻。当时已到花甲之年的她从央视退休,但她对自己的要求是“年方六十,退而不休”,甚至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主动和年轻人交流。在接受《可凡倾听》采访时,她曾含着泪说:“为什么到六十岁就不能主持节目?”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员、新闻主播,有丰厚积淀的六十岁,恰恰是她最好的时光。但我同时也相信,今天新媒体已经不断地在挑战、冲撞这些传统媒体原有的规则和壁垒。未来有一天,像她这样能创造内容的主持人,依然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没有了内容,无论是在怎样的传播平台,都会被抛弃。

  一点希冀:当新闻与文化回到本位

  一边是真人秀市场的乱象,一边是主持人的被边缘化。我时常思考,未来我们的电视行业会往哪里走?

  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主持娱乐节目以及其他节目的经历;我也曾见证这些节目活跃文化市场、满足观众需求的一面。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电视媒体的不忘初心。

  何为电视媒体的初心?四个字便可以简单概括:新闻立台。

  时代在发展,电视媒体固然具有诸多社会功能,但新闻却是它的生命线。只有新闻,才能帮助媒体履行社会守望的功能,让电视媒体真正进入人民生活,实现价值引领。去年,曾有一组数据震撼了我:央视对“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进行专题报道和直播,总收视率达18.18%,总份额达到59.36%,全国共有4.89亿观众收看了电视直播,而多屏直播收视率达25.79%。再算上全国的转播情况,这一直播的总收视率达到25.62%,总收视份额达到83.66%。我想,这份纪录是骄傲的,更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电视人——即便是信息爆炸的今天,观众依然渴求并追随着具有权威性、时效性的高质量报道。

  从提升媒体影响力的角度说,新闻才是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娱乐节目、真人秀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但它对媒体影响力的提升、社会价值导向的引领始终是有限的。在电视媒体生态动荡之时,坚持新闻立台,才能坚持住电视媒体的阵地。

  当然,除了新闻,我还期待文化在电视媒体的回归。记得当年看索契冬奥会的直播,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场晚会,更是一次对俄罗斯艺术、文学、音乐、芭蕾舞大师的集体致敬,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文豪、大艺术家的名字闪耀亮相。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豪,或许是我们许多电视制作者所欠缺的。

  而在制作《可凡倾听》的十多年间,我也时常感受到,电视媒体与文化传承之间微妙的关联。一方面,文化节目的力量目前仍然是微小的,生存空间也很狭窄,但是聚沙成塔,有些看似已经被遗忘的大家,其实依然能够唤起观众的致敬;另一方面,电视媒体也的确能为抢救文化做一些事情。我经常有“再晚就来不及了”的紧迫感,比如当年我采访的吴冠中、程十发等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我想,能为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与历史,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版图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与记录,也是一种传承。这段时间,我还整理了采访过的一些重量级文艺嘉宾讲的内容,我发现他们的故事在反复咀嚼后,依然让人流连;这些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倡导者,他们的艺术理想、品位与艺德,是需要平台去展示和传播的。

  不久前,我曾重读《新青年》一百多年前的创刊词,感慨万千。当我们谈论今天的电视业时,我想还要以当年新文化健将的理想与同行们共勉,自觉而奋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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