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以来，始终追求至善至美的戏曲艺术早已成为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致使戏曲理论家和创作者倍加关注当代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说倍加关注，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这一问题已经纠结于戏曲人心中100多年。这100多年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坚持以传承为主与赞成以创新为主的观点都异常执着，可谓莫衷一是。可喜的是，当今戏曲领域的学术前沿已经超越对传承与创新关系的表层研究，而向深度与广度进军。近三年来，刘文峰提出了当代戏曲的生态研究，主张重建戏曲的生态环境；麻国钧思考了当代戏曲文化空间问题，认为我们一度的关注点在戏曲本身，而相对忽略了它的文化空间，而戏曲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很大程度上被蚕食、破坏了；周华斌反对单一地采用达尔文进化论来探讨当代戏曲的发展，认为应该同时持有“基因论”来看待当代戏曲的保护和传承；傅谨宣称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认为科学需要创新，文化却需要保守，他对那种过于崇尚创新的艺术和文化理论泼了一瓢冷水。保守主义在当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与腐朽血肉相连。令人感叹的是，当代有识之士却不止傅谨一人宣称是保守主义者，不计荣辱，坚持理想，他们应被称为勇士。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勇士敢于振臂高呼当代戏曲艺术应以传承为主脉，不如说他们是对于当代文化的一种坚定选择。中国戏曲艺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真正想要全面创新出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崭新戏曲，必须先要开垦、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没有相应的文化土壤，任何艺术都是水上浮萍，随风而逝。可以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接续，传统戏曲艺术必亡！

　　2014年，几乎全国各省都召开了关于戏曲传承的研讨会，总结出导致当代戏曲传承难以为继的原因，诸多原因具有共同性，无非是人才缺乏，资金缺乏，演出场所缺乏，观众老化或没有观众。与传统文化断裂这一根本原因相比，那些都不成其为原因，而只能是现象。至于创新，以改革开放37年为例，包括国家、省、地区、县以及民营剧团，我们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新剧目，概括地说，这数以万计的剧目题材之广，创新幅度之大，耗费资金之多，消亡速度之快，均为历史之最。京剧从孕育、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这200多年中创作了2000多出剧目，现在能演出的不过200出，日常上演的不过二三十出，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传统戏，大多数剧目惨遭淘汰。200多年与37年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京剧的现状至少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老化，这些坚定的戏迷对当代创作的新剧目嗤之以鼻；二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老戏老演在当代仍具魅力，个中的“玩意儿”目前无法超越。其实，无论传承与创新，最直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座或者说吸引观众，再精彩的创新没人看依然是失败。有人呼吁，当代戏曲应该以深邃的思想与探讨人生价值来引导观众，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话，根本就没有观众，引导谁人？那么，37年的创新就真的毫无意义吗？客观地评价，成就仍然可圈可点。首先是题材的广泛，题材范围涵盖古代、近代、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涌现出一大批近代与当代的人物形象；其次，造就了一个风格各异的戏曲导演队伍，出现了一批风格独具的戏曲导演，这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第三，舞台美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舞台样式、灯光设计、化装造型等，水准不断提高，个别杰出的设计已达世界一流。但如此之成就依然无法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走进剧场。造成如此凄凉状态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使得当代的中年、青年观众放弃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丧失了传统美学的审美趣味，从而对传统戏曲没有了认同感、亲切感。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当然不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学的国学，而且还要包括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民族精神与物质财富之综合，但核心应是国学。显而易见，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巨大支撑力，没有了传统艺术赖以生存的心理土壤，戏曲的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了。仅仅停留在戏曲本身传承与创新关系的浅表层面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观点，无异于掩耳盗铃，价值甚微。

　　于是，有些研究者便将目光聚焦于近代百年，并将近代戏曲的发展与当代戏曲比较，得出了戏曲艺术必须创新才能达到繁荣。事实上，近代戏曲百年的发展与当代戏曲根本没有可比性，坚持两者比较这个误区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近代戏曲自1840年至1949年百年的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变革的主线，而且是自下而上的全面出新。全面指的是戏曲艺术综合的各种因素，即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其内容之丰富、变化之迅速、情况之复杂、名家之众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出新的成果便是戏曲艺术人才辈出，流派纷呈，争奇斗艳，繁花似锦，一座座艺术丰碑矗立于世，万众仰望。即便如此，对于当代戏曲摆脱困境仍于事无补，因为前提不同，关键是近代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断裂，戏曲艺术之花所根植的土壤不仅存在，而且肥沃，足以令生长其上的戏曲枝繁叶茂。

　　不可否认，近代文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民国之初，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很多人不免忧心忡忡，有人请教梁启超，梁启超回答：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力，获得发展生机。后来的变化证实了他的论断。显然，外来文化企图颠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很难实现的，即便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极力呼吁彻底抛弃传统戏曲而全盘西化，用西方戏剧取代中国戏曲，也无济于事，响应者寥寥。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清华大学有了“国学研究院”，两者成为了弘扬、发展传统文化的砥柱中流。这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吸收力，外部冲击丝毫不会有损于它已存在五千年的旺盛生命活力，真正摧毁它的只有我们自己。文化大革命10年，从精神到物质我们亲手把传统文化当做“四旧”扫地出门，传统文化的主脉发生了断裂，而这种断裂使得任何的外来冲击都足以令传统文化致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高举着“转型”与“创新”的大旗，不顾经济与文化的巨大差别，把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转了型，结果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失去了诚信、孝道以及仁、义等，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比如金钱至上等。

　　今天我们的当务之急并非纠缠在戏曲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而是必须要做出文化的选择，究竟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创造一种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崭新文化，文化的选择就决定了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艺术都必须植根于决定它生长的文化土壤，否则必将难以生存。令我们欣喜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英明地选择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让我们看见了戏曲艺术终将繁荣的曙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及京剧进课堂、中学增加美育课程等，都是在连接已经断裂的中华传统文化。只要我们身体力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决定，从自身做起，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我们每个人之所能，传统戏曲艺术的再度辉煌将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