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协同发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道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发展动力转换与我国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相互交织，新形势下改革与开放的意义更加凸显，如何进一步以改革开放提升发展水平、激发经济活力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新常态下更需要改革与开放提供动力。改革与开放同为推动力。改革与开放从来就不是各行其是的两条路，始终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双引擎。现阶段我们面临着加强内部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双重任务，这对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开放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化解矛盾、应对挑战，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扩大开放、优化配置全球资源，释放压力、分享红利，为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改革与开放也互为促进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经验表明，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在开放的过程中对标国际，寻找差距，不断检验和调整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能够使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常态背景下，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突破利益藩篱的阻力更大、实现制度创新的难度增加，迫切要求我们以扩大开放为手段，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形成接轨国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发展，开放的尺度进一步加大、开放的风险进一步增加，迫切要求我们以深化改革为手段，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为扩大开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与开放的相互依赖性更强，相互支撑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实现改革与开放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全方位开放推动宽领域改革。当前，一系列国际经贸新规则，已将全球的开放合作推向更高层次，开放的领域更为广泛、开放的触角更为深入，已然触及各国内部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从目前态势看，推动全方位开放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方位参与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与合作，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协议开放，接轨国外先进制度，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推进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领域的改革进程，探索实践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推动国内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的决定，以园区开放和产业开放相结合的模式，扩大自主开放。逐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探索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重点领域的制度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我国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历史性地实现了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相互协调、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效衔接、国民待遇和公平待遇的平等共享，是以开放倒逼政府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有益尝试。下一步，我们必须加快实施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协议开放和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自主开放，形成双轮驱动，将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并不断推向深入。

　　以深层次改革促进高水平开放。我国对外开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深层次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一是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为目标，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实施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二是以创新开放型经济管理模式为目标，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继续深入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形成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三是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目标，加快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强产业投资合作，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管理体制，实现对外投资与国内发展的统筹协调。四是以深度参与和适时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为目标，加快重点领域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加快深层次改革，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