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和需求间的循环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秩序，这一秩序的演进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史。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特征鲜明的不同阶段，早期阶段更替十分缓慢，近代以后这种阶段转换开始加速。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供给和需求依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取得不同的地位，生产力发展是导致变迁的主线。从总的趋势来看，呈现出供给主导—需求主导—供给主导的逻辑，与这一逻辑相适应的是由供给管理到需求管理再到供给管理的变迁。

　　1、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核心阶段的供给管理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线，也是人们追求生活进步的基础。然而，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始终没有找到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受到“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的影响，因此，生产方式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对生产活动难以控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代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摆脱了“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的约束，而借助于“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再加上机器的使用，使得生产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的活动。自此，社会生产活动具有了供给管理的性质，即人们可以通过供给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并增加物质产品的供给。当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很自信地提出“供给会自动地创造需求”时，它所反映的是一个以供给为中心的时代。在生产力通过工业革命获得重大突破后，过去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不断地增加供给成为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在增加供给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制。这一机制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发展，一是商品交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为起点，经过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其演进的一个主线就是分工越来越发达。在分工的基础上，商品交换得以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普遍化的基础之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变成以获得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一转变把有限的生产目的转变为无限的价值追求，因而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激励。当生产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加上为这种生产注入巨大的激励后，便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前历代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便是这种生产发展机制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供给管理的性质，那么，这种供给管理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生产的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供给管理属于微观层面的生产活动，并且是相对于自然经济的生产而言的。

　　2、以消化过剩生产力为重点阶段的需求管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蕴含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又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改进技术，这自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机制。但是，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资本积累，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贫富两极分化的规律，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最终受到需求相对不足的制约，从而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标志着经济运行的供给与需求循环开始向需求一方倾斜，即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开始凸显。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得需求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施以需求管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这次大危机后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需求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运行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增加供给，而是如何消化发展起来的巨大生产力。

　　由于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前提是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运行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如此，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只能在宏观领域做文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便成为了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需求管理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扩张，这使得需求扩张与微观的供给结构难以契合，短期性成为需求管理的基本取向。当经济结构相对协调时，这种需求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生产力的释放；而当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时，单纯的需求管理便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经济结构失衡还会制约经济增长，产生滞胀，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成为了现实。

　　3、以生产力转型为背景的供给管理重塑

　　需求管理的失灵及其引起的宏观经济运行失衡，自然是供给管理重新被提及的一个原因，但更深刻的背景却是生产力转型。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生产力转型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信息技术突破为标志，一场信息革命席卷全球，并引起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借助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转移，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因产业升级而转移的第二产业。在这种生产力转型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的转变，并实现了供给管理的重塑。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后，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自身的第三产业发展必须建筑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为此，不断的技术进步成为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其激励机制来源于市场，因此，国家为实现技术进步必须进一步激活企业，为企业减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便成为国家实施供给管理的基本取向。不过，这种供给管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国家在宏观层面提出的减税和放松管理的供给管理政策，并不一定会导向技术进步的激励，当这种政策引起的其他利益空间大于技术进步的收益时，又会导致政策目标的偏离，比如导致虚拟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等等。

　　4、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在过去比较倚重的需求拉动和需求管理增长模式出现动力不足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宏观管理转型，也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新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是生产力转型，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技术引进实现的，其途径主要是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和外商直接投资，这种技术进步与投资增长相伴随，正是这样的机制决定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依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随着技术引进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技术引进的步伐开始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开始需要通过自我创新来实现，这意味着我国也面临着生产力转型，即转向以自我创新引领的生产力进步。但我国的生产力转型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所面临的生产力转型不同，中国的技术进步属于跟随性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的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这使得我国随技术进步的产业转型主要在国内进行。越来越多的生产力积累，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都将在国内释放，这在经历一定时期后必然形成过剩产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实施需求管理，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会继续放大这些产能，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在新常态下，需求侧的宏观管理不能再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导，而应该用供给侧的宏观管理来代替它的地位，以重塑我国经济运行的秩序。

　　基于我国生产力转型背景下的供给管理重塑，首先是转移和消减过剩的产能，把节约出来的资源用做新技术革命的投入；其次是把创新作为实现生产力转型的关键，以最大的政策力度来激发创新的活力；再次是要把培育市场机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后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不能把这一优势丢掉，而应该在更科学的顶层设计基础上，使市场机制更为充分地发挥作用，以此来提高我国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构建供给与需求有效循环的新经济秩序。（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14AJY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