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是建设“橄榄形”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十三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实际进程。

　　以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赖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从我国的情况看，2008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只能达到70万～80万人左右；而2013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能达到1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就业问题既和速度相关联，也和产业结构相关联。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既是扩大就业的主要载体，又是增加就业者收入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使部分高素质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2014年，我国劳动就业人口总数为7.73亿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为40.6%，就业人口为3.1亿人。预计到2020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大约为9.3亿，其中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5亿。国际经验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白领阶层和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2015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为749万人，按照年均700万人的规模测算，到2020年累计新增大学毕业生将接近3500万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

　　以人口城镇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城镇化进程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进程紧密相连。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城市迅猛扩张，1978年城市数量仅为193个，而当前城市数量已增长到近700个。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数量也稳定增长，1978年城镇人口数量为1.72亿，2015年增长到7.7亿，是1978年的4.48倍。“十三五”，落实中央“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要求，将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条件下，这部分新增城镇户籍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关键在于户籍制度改革要破题。当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2020年用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如果这项改革能有重要突破，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会超过50%.这样，使人口城镇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由此使新型城镇化成为支撑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主要载体。

　　以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建立劳动者报酬的保障机制。由于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的长期缺失，劳动者报酬很难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从实际情况看，提高劳动者报酬，政府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进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再分配力度。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已成为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十三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统筹协调收入再分配。第三，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议“十三五”财税体制改革要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征缴方式，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规模过小、身份认同感不强。这不仅抑制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还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利益矛盾增多。笔者建议尽快制定“十三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及其可操作性的行动计划。（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