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前理论研究层面的主流观点之一是长期以来，经济政策是注重扩大内需，结果导致了目前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现在需要注重供给面的改革。

　　首先，需要给予肯定的是，提出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本着为国为民的目的，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这是必要的，也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就是在强调供给侧的时候，忽视了需求侧的问题。

　　因为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它既包含供给，也包含需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供给侧与外贸关联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供给侧也好，需求侧也好；它的繁荣也好，危机也好，都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同时又独立于它之外的、这个外部体系的问题。而外贸，则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连接的最重要手段。

　　以众所周知的钢铁产能过剩为例，如果没有前些年原材料的大量进口，怎么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呢？

　　可见，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8亿吨钢的产量，或者10几亿吨钢的产能，固然有国内主流观点学者指出的供给侧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更大的供给侧，即国外铁矿石等资源能源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显然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中国作为封闭经济来看的话，中国的钢铁企业是供给侧；考虑到国际贸易的话，它们就变成了需求侧。因此，解决中国产能或产品过剩的问题，不能仅从国内的供给侧（钢厂）方面想对策。

　　由于中国的钢铁企业具有国内供给侧和国际需求侧的双重身份，因此，它们对其产能或产品的过剩是有一定责任的。

　　为什么是一定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

　　因为它需要有庞大的市场与其产量相配，它需要众多的消费者来购买。在这个意义上，决定它的产能或产品是过剩还是不足；如果过剩，它过剩百分之多少，这些问题不能单听钢铁企业的，还要看需求侧的情况。

　　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钢产量达到了1亿吨，人均1吨，到现在为止，这个比例维持了40多年。按照人口计算，中国是日本的10倍，人均1吨钢，就是13亿吨。虽然日本钢材也有出口，但是中国国土也比日本大20多倍，人均1吨钢的产能究竟算不算过剩呢？要压缩到多少才合适呢？

　　因此，我国之所以钢铁产量或产能过剩，一个是对国外供给侧缺乏有效的约束，其体现是进口过多；另一个是对国内和国外的需求侧缺乏有效的开发，结果现在人均600公斤钢，就已经过剩了。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的建议是：化解中国产能或产量过剩的问题，需要“两手抓”，一手抓国内，一手抓国外；一手抓供给侧，一手抓需求侧；一手抓国内供给侧，一手抓国外供给侧；一手抓国内需求侧，一手抓国外需求侧。

　　关于国外供给侧的问题，可以采用进口许可证等方法，避免大量进口，限制产能的突然增加。还可以加强国际协商。比如，OECD早在上世纪78年代就成立了主要钢铁生产国的协调委员会，目前该机构还吸收了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和中国等8个非OECD成员参加。那么，我们的理论界或对策制定界是否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通过积极参与类似的组织的活动，加强国际协调，准确把握国际市场的变化，从而为化解产能过剩做出应有的贡献呢？

　　需求侧也有外贸之因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就是扬长（劳动力众多）避短（资源能源不足），利用国外市场加速发展中国经济。

　　目前有的学者把这一模式斥责为“给富国做苦力”，并且忽视甚至否认中国外贸的作用。这不仅说明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误解，也说明他们对于外贸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

　　当然，学者们对中国出口的批评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单纯追求出口、特别是贸易顺差，容易导致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和汇率变动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提倡出口市场多元化或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等等。

　　但是，外贸对于扩大内需以及对于促进供给侧改革有重要作用。

　　首先，大体而言，国内需求=国内生产-出口+进口。就是说，出口减少了国内需求，但是进口可以扩大国内的需求。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的出口没有发挥预期的扩大内需作用的话，那么，原因之一在于没有重视和发挥好进口的作用。

　　以国内消费者大量购买（或通过国外网站）的澳洲奶粉、日本电器或美国高科技产品为例，它们似乎与我们的产能或产品过剩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主流观点的专家学者的供给侧建议中，也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多年来我们的进口大大小于出口，而且在进口产品结构中，人民群众需要的消费品（包括各种食品、电器、日用品、保健品等）又远远少于工业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因此，它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外汇大量盈余，只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增加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大量的出口导致国内厂商互相杀价，并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外反倾销诉讼；最后一个结果则是国内需求不足，或者说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增加进口，特别是增加日用消费品的进口。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举几组来自联合国COMTRADE的数据：2013年全球消费品的进口总额（也等于出口总额）是3.5万亿美元，世界人口71.6亿人；人均消费品为490美元。

　　同年，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只有1191亿美元，占全球消费品进口总额只有3.4%，人均86美元。

　　相比之下，同年美国进口的消费品为6269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8%，比中国多5000多亿美元；人均1959美元，比中国多1105美元。

　　可见，中国如果能够达到美国的1/2，人均就将近1000美元——不，即便达到它的1/10，也有195美元，比现在多一倍以上，扩大内需马上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很多读者会说，美国情况特殊，中国没法比。

　　那么，再看看德国：当年进口消费品2545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7.3%，比中国多1000多亿美元；人均3066美元，比中国多2980美元。

　　法国当年进口消费品1811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5.2%，比中国多620亿美元；人均2830美元，比中国人均多2744美元。

　　英国当年进口消费品200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5.7%，比中国多868亿美元；人均3184美元，比中国人均多3098美元。

　　而近邻日本当年进口消费品1703亿美元，超过中国近512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4.9%；人均1340美元，比中国多1254美元。

　　韩国当年进口消费品455亿美元，比中国少736亿美元，但人口也少，所以人均910美元，比中国多824美元。

　　显然，在上述消费品进口数据的比较中可见，不论按人均、总额，还是占全球消费品进口的比重，我们差距都很大。因此，今后在讨论贸易大国或强国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一句：其标准不应当仅仅看出口，也应当看进口，特别是要看大众消费品的进口在全球消费品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以及消费品的人均进口额的多少。因为这与其说是一个金额多少、比例大小、大国强国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贸亦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满足不断向上的人民群众的需求的问题。

　　退一步说，即便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来看，也可以发现，国内需求侧的满足，也是可以通过增加从国外供给侧的进口来实现。

　　而且我们增加从国外供给侧的大众消费品的进口，还可以有如下的好处：一是减少贸易顺差，缓和国外市场反倾销的压力；二是可以扩大国内消费，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三是可以通过消费品的大量进口，推动国内供给侧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四是那些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可以用我们支付的外汇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五是减少外汇储备和相应的负担。其中，有的好处又是仅仅依靠国内供给侧改革而得不到的。何乐而不为呢？（贾保华为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卓为外交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