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框架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与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则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战略与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给问题，把物质生产力要素与人际生产关系变革打通来寻求优化方案。结合全球经济实践经验，可知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路与主张，与中国现阶段着力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其内涵却有多方面的不同。

　　明显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

　　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胀，并提升了经济活力。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增长面临结构不良的瓶颈制约。过去30多年经历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2010年以来的发展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内需扩大、加大投资、改革红利等有关，然而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先发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将趋于消失。过去拉美地区多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而后减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中国经济在这种意义上的收敛也已经开始。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中国以欧美日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促使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如何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与动力体系。

　　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国在强调供给侧时的宏观经济背景，具有很大差异。

　　迥然不同的经济学学理支撑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中国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继续适当扩大总需求，着力以创造新供给引导和释放新需求，通过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成果则是，鉴于传统需求侧“三驾马车”框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应联通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供给，及其所蕴含的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针对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特别强调解除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以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托举新常态的经济社会“质量升级式”发展，稳增长、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的学理逻辑属于新自由主义，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无为而治。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学理逻辑却是，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重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既非要搞“新计划经济”，也非将新自由主义中国化。这些必须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通盘部署，包括在供给侧已清晰呈现的制度供给路径，具体表现为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重要逻辑联结，合乎逻辑地导向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推动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划的功能实现，以利于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潜力，激活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

　　我们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

　　特色与主张有别的宏观政策

　　从宏观政策主张方面来看，美国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主要可从对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运用等方面的主张来认识。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而中国供给侧管理则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刺激增长最有效的手段，认为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供给学派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具体措施包括：针对企业实施的加速折旧政策、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资本增值税、企业研发支出可抵税等，针对个人实施的对利息及股息收入减免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强调的减税，是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的深化。从作用机理来看，随着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的出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促创新的税收政策已逐步放宽落实，此轮从税种变化到税基、税率等变化，目标均在于切实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而非仅以减少税收总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长。

　　从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内容来看，中国税制改革现强调：一是继续切实推行“营改增”，降低间接税比重，提升直接税比重；二是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三是个人所得税应在以家庭综合收入为基准的探索基础上更多体现累进调节特征；四是房产税作为地方基层税基的立法和开征；五是探索开征环境税；六是探索消费税征收由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后移，等等。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也并非仅落在减税一个方面，而是强调税制整体的改造、优化和现代化，以及与宏观政策下的精准产业政策、灵活微观政策、现实改革政策和托底社会政策的组合。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并认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并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来缓解通货膨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要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同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来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作者分别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