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重要倡议和金砖国家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即将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有力烘托和预热。来自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看法、凝聚共识，对于丰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果、推动再创金砖合作“金色十年”具有重要意义。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代表了对外开放、文明交流与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泉州所在的福建省工作了17年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形成了许多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少经验和思想可以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现在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中。所以，选择在泉州举办这次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我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我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治理之道谈几点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立近百年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活力、执掌全国政权近70年依然保持强大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现实可行的正确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具有近70年历史的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取得这样的发展奇迹和治理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纵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始于新中国成立的艰辛探索时期。由于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一项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在当时并无成功经验可循，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绞杀之中，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曾走过一些弯路，但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效。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了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治国理政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时期，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推动国家治理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道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这个时期的成就也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三个时期，是始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大刀阔斧，励精图治，致力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实现了治国理政在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在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为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治理之道。这个时期尽管时间还不长，但开启了一个伟大时期的新篇章，展现出一个伟大时期的新态势，取得的成就同样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中国治理之道，是造福13亿多中国人民、越来越多惠及世界人民的人间正道，为解决人类问题和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领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治”，把握当代中国治理之道，以下六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党的领导是治理之核。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近70年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基本事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这与那些被垄断利益集团绑架、为垄断利益集团服务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有底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才能够有效防范利益集团的纠缠、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当之无愧的坚强核心。相比之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出生时就与特殊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只有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帮助下才能够执政的政治组织。关于这一点，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进行了深刻揭示，从中可以看出利益集团是如何绑架政府和法律法规，进而影响政党的。国际著名财经专家纳波利奥尼曾经形象地指出：“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简而言之，西方的政党已经成为“政党有限公司”。所以代表各利益集团的西方政党之间往往极尽攻讦、互撕、打压之能事，强调去权威化、强调分权、强调社会自治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防止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不断释放民主集中制的威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攻难事的优势。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战略规划定力，有效协调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多方共治，既避免“政府失灵”，又纠正“市场失灵”，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激发社会活力、扩大人民民主、实现社会正义，不断迈向国家治理的最佳境界。

第二，独立自主是治理之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因为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总结指出：“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独立自主。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万隆会议”就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会上形成的被称为“万隆精神”的十项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要义就是主张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当今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灵魂所在。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治理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目前全球治理中的“乱象”，不少都是因为一些国家未能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加上外部势力“乱插手”“帮倒忙”造成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各个国家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捍卫世界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性，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各个国家的事情由各个国家的人民当家作主，各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各个国家“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听命于外部势力、任外部势力摆布。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路。

第三，改革创新是治理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创新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具有引领性、动力性作用。改革本身就是创新，而且能从体制机制上破除创新阻力，因而是根本性的创新。理念左右行动。国家治理的理念要创新，不能身体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还停留在过去，抱残守缺、明日黄花是治理不好国家的。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要改革创新，要顺应变化的形势、变化的实践及时变革制度和体制机制，既做到使制度不断成熟定型，又充分保持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活力与弹性。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变革中不断完善的社会。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国家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调控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结合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的“四梁八柱”。改革创新永远在路上。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党坚持把改革进行到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实现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新局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第四，科学发展是治理之基。治理绝不是也不能是纸上谈兵，在一切治理活动的背后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准备。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国家治理也就做好了一大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多次提出“发展要快一点”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强调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当代中国能够取得国家治理奇迹，最为坚实的基础就是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共建共享是治理之本。“共建共享”是权利的体现，代表着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美好追求。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从中国古代孔子提出“大同社会”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这些美好设想中都有“共建共享”的愿望。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还是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上反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强调“共”，可以说共建共享才是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的根本所在。离开共建共享，治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共建是共享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高水平的共建就没有高质量的共享；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归宿，高质量的共享促进更高水平的共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共同富裕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科学驾驭和调控资本，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参与共建，在发展中促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人类和平和世界繁荣也离不开共建共享。中国共产党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动员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着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发展的成果和收益，从而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更加公正合理。

第六，交流互鉴是治理之要。众所周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我理解，只有承认文明的多彩、以平等的态度交流、以包容的胸怀互鉴，才能“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人类文明发展史反复证明，交流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纽带，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动力。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古代丝绸之路能够成为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三大宗教的汇聚地、多民族文化的衍生地？我们还可以再想一想，现在的中东地区为什么战火纷飞、动荡不安、极端势力肆虐？从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明本身并不会引发冲突，但对另一种文明缺乏包容和互鉴，却是隔阂、纷争、仇怨和动荡冲突的重要根源。

　　具有“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品质的中华文明，堪称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而得以辉煌博大的典范。作为中华文明的坚定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既向历史学习，也向实践学习，还注重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就巨大，很重要的就是吸取了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事实反复证明，文明是在交流中演进的，只有互学互鉴，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才能推动治理不断进步和完善。今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并为之努力的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积极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忠实践行者、推动者和示范者。

　　世界因交流而繁荣，文明因互鉴而精彩。金砖国家来自世界四大洲、源于五种不同的文明，我们五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牵手走到一起，合成一块世界瞩目的“金砖”，形成和不断完善金砖国家机制，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包括治国理政在内的交流研讨和各种活动。让我们携起手来，通过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把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推动金砖国家不断走向强大，用“成色十足”的金砖把人类的共同家园装扮得更加美丽，不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本文系作者2017年8月17日在福建泉州召开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发表时作了文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