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但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到底所言何物，很多人既不清楚也不深究，于是乎，“共产主义”一直备受诟病、背负误解。正如涂尔干所言，共产主义实际上“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只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模糊的印象、偏见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曾一度，共产主义亦成为当代中国舆论场上处于风口浪尖的热词，各种“傲慢与偏见”也纷至沓来。对此，我们既不能纵容一些无根据无研究的冷嘲热讽肆意蔓延，也不能容忍坊间种种流言蜚语任意传播，更不能被形形色色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错误认识蒙蔽双眼、充耳不闻、听之任之，而必须直面问题，回到马克思，以正视听。

“历史之谜”的解答与自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这里，“社会”应该是蕴含并实现了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内在贯通与统一的“大社会”范畴和广义规范性概念，也是马克思所开启的考察共产主义的崭新理论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的规范性和应然性规定已经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界定涵盖其中，换言之，“社会”内在地包含共产主义的维度并明确地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人类历史之谜的觉解，是对深处异化境遇的人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自觉，是扬弃人的异化、回归人的“社会”的现实出路。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内在价值指向是高度一致的，“共产主义”正是基于“社会”的规范性并作为其应有维度的现实展开。

　　那么，“共产主义”又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展开的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发展依次概括为三种不同形态。第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的视野是狭隘的、认识是有限的，它“否定人的个性”，并认为“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它“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最多只能被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第二种形态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尽管它是要求“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尽管它已经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还不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

　　在对共产主义的前两种形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正面立论，阐述了第三种形态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也表达了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而在共产主义之前，“迄今还不存在人的生活，而只是存在着驱使人们沦为奴隶或剥削者的经济生活。”因此，共产主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要言之，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真正觉解，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在这里，共产主义被提到对“六对”矛盾和历史之谜解答的原则高度。乍一看，一切矛盾似乎都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被彻底消解，难道人类历史就将终结于共产主义？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共产主义并不是化解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共产主义不会也不可能没有“矛盾”。

人的解放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则”

　　也许，经典作家早就预料到“共产主义”的可能遭遇，因此，为了防止形形色色地把“共产主义”神话化、妖魔化的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话锋一转：“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并且强调，这种现实的运动“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可见，作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普遍发展的世界交往的现实性基础之上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在这里，如果说“社会”指向的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的话，那么，“共产主义”代表的不就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现实的运动和历史过程嘛。因此，历史地看，共产主义的不同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必然性，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的共产主义形态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它绝对不是人类的“千年王国”，毋宁说，这样的共产主义不可逆转地结束了人类的“史前史”，又不可逆转地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史”。

　　所以说，马克思对“社会”的本质规定中已经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向度。未来的共产主义奠基于当下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它立足当下，又指向未来，既有现实关切，又不乏终极关怀。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合、甚至叙谈都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的精神之光。”很显然，现实的、形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必将生发出超越的、形上的共产主义意蕴和力量。

辩证地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事实上，“共产主义”本身就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维度。正如张曙光教授所言：作为理想和信仰而存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大道之行，所以能够成为人的道义的源泉，并对现实有巨大而持久的批判力量；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及“形态”，则体现了人类具体的社会历史演进，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相反，它还要被置于审视和批判的位置上。因此，偏执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仅仅囿于纯粹现实性的共产主义只能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一味追求超越性的共产主义必然导致“乌托邦主义”。

　　应该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一生正是“批判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生，“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表明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特别是这样的黑格尔的学生……反对一切描绘社会未来状态、反对一切无中介地同现实存在相对立的空洞的应该”。按照施米特的理解，马克思“确实超出了黑格尔所设定的界限，即超出那对一切历史的未来说来是超然的思辨界限。马克思追随黑格尔，虽然反对空洞的理想，却没有停止对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进行理解和分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乌托邦意识以潜藏在目前存在着的东西中的可能性为基准，去预想未来的人类现实。在马克思那里，对状况的严密分析和预见未来的意识，一起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因此，从现实的基地上生发出来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于空洞的“乌托邦主义”。

　　那么，应当如何评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价值悬设”或“价值承诺”呢？其实，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有对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生活的期盼，进而构筑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或社会理想。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乌托邦的传统源远流长？为什么社会理想对于人类又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甚至永恒魅力？从根本上来说，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理想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想，是人对未来美好社会图景的展望和构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价值预设及其“应当”逻辑源于人对生活“意义”和社会“秩序”的追寻。

　　最后，辩证地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还应当有这样一种基本的理论常识和自觉，即共产主义必胜，但绝不会速胜；共产主义是长期的，但绝不是遥遥无期的。（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