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道”，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之中，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一路走来取得胜利的巨大力量源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当代中国就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就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今天，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就是坚守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道”和社会主义的“理”，在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要紧的是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辨别什么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与什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明白哪些在马克思主义中是核心的东西永远不能丢，哪些东西是具体的结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任何一个政治理论体系都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其价值，也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这决定着其本质和灵魂；另一个是其逻辑，也就是它如何论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决定着其特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的价值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它的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价值和逻辑共同统一于共产党人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

　　让无产阶级摆脱奴役和压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在1880年所说的，“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让人民大众摆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纲领体系。

　　这一根本价值追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在中学毕业的时候，17岁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作文中，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这就是人民的立场，就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自由和解放。

　　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核心的价值追求。比如集体主义就是把集体利益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一切以集体利益为中心，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把造福人民和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作为核心价值追求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论证和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呢？就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价值论统一到人类解放的实践论中。什么是唯物论？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客观事物，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什么是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也就是说，在辩证法看来，任何客观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客观事物。既然客观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之中，根据唯物论，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客观事物，就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修正和改变原有的、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事物不相符合的旧的认识，这就是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论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唯物论，二者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唯物辩证法改造世界就是照辩证法办事。共产党人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崇高价值，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避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具体的结论和固定的策略。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能丢的就是其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态度，其他的具体结论和做法都可以而且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多次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1984年6月30日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多次把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本来就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道”社会主义的“理”本来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中实现人类解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离不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我们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会在不同的层次上来使用。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实践运动、信仰的人，里面都贯穿着一个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种理论表达形态，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种运动实践形式，无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分布于多么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马克思主义的“道”只有一个。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这个价值理性也一直处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

　　“道不离器”。马克思主义的“道”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运动实践中，就在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身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追求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正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拨乱反正。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理性价值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如果制度理念、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是围绕着让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有效满足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道器不离”：马克思主义是灵魂，社会主义是载体；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追求，而社会主义是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是“道”，社会主义是“器”。如果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它只能成为空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会丢魂，就会走邪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无论有多少个理论形态，它的“道”只有一个，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即“行道”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可以有多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只能说明作为苏联模式具体路径的失败。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模式，只能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可以而且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面对的课题和任务、人民的需要和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造福人民的具体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转换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实现形态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从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主要是针对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而谈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针对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的缺陷而谈的。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一个是生产关系标准。一个是服从效率原则，一个是服从公平正义原则。

　　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里提到三个主义，即共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着眼于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就要发展生产力。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着眼于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就要追求公平正义。二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共产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把二者形象地比喻成“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二者在对立面中达到统一，不能离开一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不把蛋糕做大，就没有蛋糕可分，也就无所谓公平正义。如果不把蛋糕分好，就会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也就没有蛋糕可分。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仅仅做蛋糕和分蛋糕，而是让人民群众吃好蛋糕，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造福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中国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正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和价值认同，我们把全国十几亿人的力量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不断创造着“中国奇迹”。

　　（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